没有证据表明，早早退休能降低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图片来源：Project Twins

Hans-Hilger Ropers对意识到实现自己科学抱负的时间已所剩无几时的那一刻仍记忆犹新。那是在2002年的一场系列讲座上，由来自德国马普学会的杰出同事所作的最初3场演讲中，每场的开头都和“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要谈论的内容已经让我忙碌了20年”这句话大同小异。

当时，Ropers还未忙够20年。在51岁时，他成为位于柏林的马普学会人类分子遗传学课题组负责人。按照德国法律规定，很快就要60岁的Ropers将在5年后退休。他知道，自己已没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关于早发型认知障碍遗传因素的研究。同时，当他退休时，学会将解散这个拥有70名成员的课题组，他的下属也将因此而失业。

Ropers绝不是唯一担心退休的人。退休问题已在科学界引发广泛争议。1998～2014年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为65岁以上科研人员提供的资助所占比例上升了一倍多，从拨款预算的4.8%增至12%。

出于对上年纪科研人员正在限制年轻科学家获得资助和工作的担心，今年NIH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设立“荣誉退休”奖，以鼓励资深科学家逐步结束自己的研究，并将项目交给年轻的教职员工。结果，该提议遭到铺天盖地的指责。

科学家认为，上述方案过于强调年龄，并且冒着基于申请人自身因素而非研究优劣的危险发放资助。“虽然我赞成把知识和资源传递下去的想法，但如果在40年的职业生涯中，你无法高效地完成这一任务，那么为何要给你更长的时间？”42岁的纽约罗切斯特大学医学中心生物学家Paul Brookes表示。

从1993年起研究退休趋势的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Tania Saba介绍说，年长科学家所面临的问题在每个国家都大不相同。“一些人想继续工作，而其他人如果可以的话，会在第二天早上就退休。”

同时间赛跑

在消化掉自己的恐慌后，Ropers精心制定了一个计划。他马上申请获得了3年的退休延期（目前该规定对德国大部分学者都有效），然后又申请了罕见的工作到71岁的延期。即便如此，关于Ropers未来的不确定性还是影响到了课题组。“你的所有同事都意识到这个家伙几年后就65岁了，因此他们开始寻找退路。”在从事科研的最后6年里，Ropers眼见自己的课题组从70人减少到25人，然后变成10人。如果他从60岁开始知道能再工作11年，一定会寻求合适的资助，并且有能力留住下属，同时更好地规划自己的退休。

强制公职人员退休曾经是整个欧洲的常态。尽管有了一些变化，但仍在包括德国、瑞典和西班牙在内的国家实行。认为这种做法具有歧视性的法律挑战大多未获成功。2007年，欧洲最高法院规定，欧盟国家可迫使员工退休，将其作为释放工作职位和减少年轻员工失业率的方法。不过，并未有实际证据表明这种方法能起到作用。事实上，研究显示，年长员工的较高就业率通常与年轻员工的较高就业率和较高薪水是一一对应的。

一些面临强制退休的人选择离开所在的国家。这也是为何免疫学家Klaus Rajewsky在2001年离开科隆大学到美国建立实验室的原因。“在那个阶段建立新的实验室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对依赖实验的科学家来说。因此，大多数人选择退休，或者尝试申请延长一段工作时间。”

2014年11月，Ropers所在的课题组正式关闭。他最后获得的一项欧盟资助将很快到期，而剩余的实验室空间目前正在翻新，以迎接新的课题组负责人的到来。“在那之后，我还有一把椅子和一个房间。”Ropers说。尽管只有这些，Ropers仍计划发表被他称为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论文，那里面包含着4年间关于智障遗传学研究的重要数据。他还找到了一份有薪水的兼职，在美因茨大学人类遗传学研究所任临床遗传学家。尽管仍在为马普学会关闭其唯一的人类遗传学课题组而忧心，但Ropers说，是时候做一些别的事情了，包括和妻子来一次环球旅行。

遵从热情

在美国，超过正常退休年龄继续工作似乎正在变成规定而非特例。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强制退休逐渐从美国法律中消失，并最终在1986年被彻底废除，尽管学术机构直到1994年才开始遵守新的规定。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该国50岁以上仍在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所占比例从1993年的20%增加到2010年的33%左右。“只要这些人正在作出实质性的贡献，为什么要强迫他们退休？”已经79岁并且将在今年6月正式退休的哈佛大学神经科学家John Dowling表示。尽管经济保障可能起到一定作用，但一些人的确是出于对科学的热爱而继续工作：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65岁及以上年龄的雇员中，有54%的人表示，他们工作是因为自己想这么做。

然而，如果他们不想继续工作，将会怎样？在59岁时，物理学家Mark Adams充分利用伊利诺伊州的退休金政策，自愿从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退休。他担心本来就很脆弱的资助体系如果再生变化，会让他陷入更加糟糕的境地。Adams说，如果不是因为这一点，他可能还会再工作4年。

Adams还知道，当他退休时，已经进行的工作不会被废弃。“我有上千位同事。”Adams说，包括研究来自如今已经退役的、位于费米实验室的Tevatron质子/反质子对撞机，以及靠近瑞士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委员会大型强子对撞机实验结果的国际合作者。这个领域拥有“让试验进行下去的合作架构”。

在正式退休的两年后，Adams仍然用着大学里的办公室。在那里，他正在完成来自大型强子对撞机其中一台粒子探测器的数据分析工作。但他不再收到工资支票，并在最近把最后一名学生变成了自己的同事。他计划将很快完全退出现在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到14年前加入的一个名为QuarkNet的教育项目中。QuarkNet旨在将高能物理试验带到芝加哥地区的学校里。

学会放手

Hélène Delisle还想完成一些学术界以外的事情。她在蒙特利尔大学从事了29年的营养学研究。不过，2014年1月，在70岁时，她告知所在院系的负责人将在年底退休。

像美国一样，加拿大不再强制退休：1973～2009年间，各省逐步废除了强制退休。因此，只要Delisle想工作，多长时间都可以。不过，继续工作的意愿最终还是被放弃。Delisle的丈夫在2013年完全退休。很明显，如果两人都退休，他们在一起会拥有更好的生活方式，共同寻求新的尝试而不是试图围着Delisle的事业作规划。

直到去年9月正式退休，Delisle在工作上一直保持着完全的活力，主要是完成在西非开展的一个6年期营养项目的报告。从那以后，她将自己在世界卫生组织一个合作中心的领导职权逐渐转移给一位同事，为多家科学委员会服务，并且加入一本营养学杂志的编委会。Delisle每周都会到访她在蒙特利尔大学的办公室，看望那些正在完成毕业作品的学生。这些定期的到访让过渡期更加平稳地进行。“从某种程度上说，退休是一种分开和别离，因为你曾经每天都去工作，有很多活动和忙碌的商务旅行。”但Delisle说，你得放开这一切，虽然很困难。最终，Delisle为其他追求腾出了地方，其中首要的就是参加社交活动、花更多的时间和丈夫以及她的钢琴待在一起。

尽管关于如何逐步结束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几乎没有普世的经验可供借鉴，但大多数研究人员还是痛恨强制退休体系。Delisle和Adams都认为，基于自身意愿和工作效率作出关于退休的决定很重要，而不是有人以年龄为由替他们作出决定。“理想的状况是，没人去查你多少岁了，而是观察你正在做的和所能做的事情。”Ropers说。

事实上，逼迫资深研究人员退休可能弊大于利。“没有证据表明，早早退休能降低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Saba说，大多数研究得出的结论恰好相反。不过，大多数受访的资深科学家强调了对年轻一代的关切，并且感觉应当为他们让路。“给年轻人提供从事科研的机会非常重要。”Dowling表示。（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