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不久前，一名海外博士后回国了。这位博士后曾是家乡最有名的学霸，从初中起一路被保送，在北京最好的一所学府读到博士后，去美国一所著名大学又做博士后。然而，她的这次回国并不是衣锦还乡，而是被两个高壮的美国警察押解遣返了回来，没有行李，只有一盒治疗精神分裂的药。

最近，这则新闻在微信朋友圈疯传，也引起网友的围观。针对这名双料博士后的遭遇，有人开始怀疑读书的价值——你看，读到博士后都读傻了；还有人提醒出国留学者，不要认为出国就能成人才，混不好会被遣返。

应该说，这件事仅仅是一个个案而已，这名双料博士后沦落到目前的地步，有很多个体方面的原因（包括身体原因），并不能说明读书就没有价值，更不能说出国留学搞不好就弄成“精神分裂”。拿其被遣返来说事儿，是不关注个体而只重视身份，这是我国评价人才的惯常思维。这种思维会导致社会在“身份追求”中迷失。要让我国的人才观回归正常，必须消除以“身份”论人才的传统观念。

在公众普遍的观念中，博士、双博士必定就是优秀人才，而且只有博士、双博士找到与其身份对等的工作，才算得上实现了“身份价值”。而其实，博士、双博士只能反映其学业成就，并不能表明其就有更强的工作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在国外，用人单位很少就用求职者的文凭、学历选拔人才，而是会关注求职者本人的能力和素质，在人才的使用、管理和晋升中，文凭也从来不是一个重要因素，人才的使用、晋升靠的是其工作能力和贡献。

而在我国，学历却成为评价、选拔、任用、晋升人才的重要标准。因此，学生在求学过程中，不管自己有无兴趣继续攻读学位，但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份”，就要一再考研、考博。而且，在读研、读博中，也主要关注能否获得学位，而不是培养自己的能力。社会对人才的评价，基本采取“名校+高学历”的标准。“名校+高学历”者中，有不少被这样的标准抬得很高，但却悬在空中，过着上不了、下不去的苦闷生活——一旦做了与身份不相符的工作，就被质疑书白读了。久而久之，他们会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因事业失败而不愿意见到家人。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这样的人才评价标准已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发展。比如，有的学生读到博士，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社会舆论就会大肆炒作“名校博士失业”，更有甚者，还出现一种十分荒谬的现象，即某个人已经从大学毕业了多年，人到中年自杀，媒体在报道时还会以“原某校毕业生自杀”为标题，以此来吸引公众眼球。这都是“学历身份”情结在作怪：名校、高材生似乎成了一个人一生的标签，大家不理解，名校、高材生怎么会和落魄、失意联系在一起呢？

这种“学历身份”情结的另一个表现，则是读书无用论。道理很简单：如果读书无法“混”到文凭，或者“混”到文凭之后也没有好的出路，有的人就认为读书没有任何价值。正如这名双料博士后让一些人感慨读书无用一样，这完全是以功利的视角评价读书，而不是从完善每个个体的人格去分析读书的重要价值。

社会的进步需要进步的人才观，这就必须摆脱“学历身份”，从个体的完善、能力的提升角度看待读书；不以身份论人才，而重视评价个体的能力与素质。从个体出发，选择读博士、博士后乃至出国，这都属于个性化选择，不能一概而论，每个个体可以结合自己的兴趣、能力和未来发展规划，不能因为别人选择读博、出国，就盲目跟从；也不能因某个人求学失败、发展受挫而否定这些选择。只有结合每个个体的具体情况，从提升能力和素质的角度进行求学规划，才能让读书更具价值。

与此同时，社会在评价人才时，更不能用学历把人才分为三六九等，以为高学历就是高素质人才，给高学历者的人生发展设定一个框架。事实上，学历仅是评价人才的一方面，每个人都可有属于自己的人生选择，科学、客观的人才评价要突破唯学历论，走向重视能力。

简单地说，一名本科毕业生是继续读研、读博还是出国，都是个性化的选择，他的能力或可能通过读书提高，但社会不应以其学历就作简单评价，而应关注其真实能力。如此，读书就失去“改变身份”的价值，而要求每个受教育者努力在求学过程中完善个体、提升能力。这样的社会不会对高学历者另眼相看，对于高学历失业也不会有什么大惊小怪。这反过来让所有人关注教育本身的价值，而不是学历。

（作者系21世界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