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科学技术领域的最高咨询机构，在共和国科技史册上留有厚重的印记，为中国科学事业保驾护航——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即将迎来60年华诞之际，本报特别推出“走进历史画卷——重温中科院学部60年变迁”系列报道，重温学部发展历程，冀望学部承载“率先行动”和“三位一体”发展的新使命。

中科院学部成立

向科学进军有了火车头

1955年6月1日，中科院学部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这一天，对于所有中科院人而言，都是意义非凡的一天。

“参与会议的学部委员们，为能被选任而感到自豪、振奋，每个人都满怀为祖国科技和建设事业贡献全部力量的激情。”时隔60年，回忆起这段往事，原中科院生物学部副主任宋振能依然记忆犹新。

那一天，科学之光在这座古老的城市上空闪耀。新中国的科研工作者，终于不再是一盘散沙，而是有了强大、统一、民主的组织。

毫无疑问，学部的建立，是“促进我国科学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它的意义在于全国科学的学术领导中心已经建立起来”“标志着我国科学事业发展中的新阶段的开始”。

适应国家的需要

2015年一个春日下午，温暖的阳光透过树缝，洒落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的一栋老楼上。斑驳而宁静的屋内，宋振能拄着拐杖伫立在客厅门口，笑容写在老人满是皱纹的脸上。客厅的墙上挂满了老照片，显示着一段段引人遐思的过往。在他的讲述中，李四光、竺可桢……一个个伟大的名字顿时鲜活起来。

1951年3月12日，宋振能到中科院院部报到，并被安排在调查研究室工作。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宋振能已从意气风发的青年变成垂垂老者。85岁高龄的他无疑是中科院历史的一位见证者。

“1953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各项建设事业越来越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作为全国最高科学机构的中科院因此备受瞩目，被赋予计划与指导全国科学研究事业的使命。”宋振能说。

但是，当时的中科院由于历史原因，在组织机构、领导骨干、管理方法，特别是学术领导上还远不能适应国家的需要。

1951年，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格鲁森科到访中国，向中科院介绍了苏联科学院的具体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科院萌生了成立学部的想法。在此之前，李四光也有过分学科进行学术领导、组织和管理的建议，也得到一定重视。

为了进一步寻求解决之道，1953年初，中科院访苏代表团由钱三强团长率领离京出发，“火车从满洲里驶出国境，进入苏联边境的小火车站希瓦斯托堡尔时，苏联科学院派来的联络处长登车与我们相见。待办好入境手续后，我们改乘苏方专门为代表团准备的一节车厢继续向西行驶。”访苏代表团秘书长武衡在《中国科学院代表团首次访问苏联》一文中回忆道。那时，团员们深知此行的重要意义。

3个月的考察充实而又短暂。访问归来后，中科院迅速邀请各个学科的科学家召开多次座谈会，听取他们对改进中科院工作和如何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的意见。通过一系列调研、酝酿，并且充分结合我们的国情，1953年11月，中科院党组向中央提交了《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给中央的报告》，提出建立学部的建议。而在访苏之前，李四光也有过此类的建议。

分学科进行学术领导、组织和管理，是当时国外科研机构的通行做法。中科院党组于是在访苏代表团回国之际提出建立学部的建议。

1954年1月，时任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在政务院政务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提出在组织机构上树立学术领导的一条主要措施——建立学部。

1954年4月，草拟出的筹组中科院学部的书面文件被送到各领域的科学家手中。“科学家们一致认为建立学部十分必要，当时有人还提出学部委员应具备三个条件：学术成就、对中国科学事业具有推动作用、忠于人民事业。”宋振能说。

经过反复讨论、研究、磋商，国务院最终确定了233人的学部委员人选。1955年6月，中科院学部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中科院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4个学部正式成立。

学部的成立，使得中国科学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光荣的历史

制定全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是在中科院学部指导并积极参与下完成的一件大事。该规划明确了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科学发展目标，为我国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国家科委原副主任、原中科院科技政策局局长吴明瑜回忆说，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面对的是世界新技术革命的第一次挑战和机遇。全国人民都希望中国的科技工作者能够迎头赶上。“12年科技规划”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

当然，这个规划的出台也经历了反复修改的过程。初稿出炉后，周恩来总理向时任中科院副院长张劲夫提了一个问题，即在这些课题中，哪些是最急迫、最需要国家支持的项目？于是，张劲夫再度召集部分科学家研究，最终将计算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控制和远距离操纵技术的发展列为“四大紧急措施”。这些领域，都是当时的科学前沿，同时也是国家的急迫需要。

吴明瑜记得，那一年的科技规划大会足足开了6个月。最终，与会科学工作者梳理出涉及13个研究方向、共57项616个中心课题，提交了长达600多万字的报告。

1956年6月14日，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参加制定“12年科技规划”的全体学部委员和科学家。这无疑是对中科院学部的巨大认可。

“科技规划确定后，新中国的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比如，1958年我们研制出了第一台属于自己的电子计算机。1962年，‘12年科技规划’中有明确目标的项目已经完成85％。在短短七八年时间里，百年科技落后的面貌发生了巨变，新中国科技已经初步转上了全面现代化的道路。”回顾往事，吴明瑜仍然满怀自豪。

组织大规模的综合考察工作，也是学部成立后的一大创举。

1955年12月27日，经国务院批准，中科院成立综合考察工作委员会，由副院长竺可桢兼任主任。在学部科学家的群策群力下，陆续开展了包括青藏高原和康滇横断山区、中国自然区划与经济区划等在内的五大项全国综合考察任务。

综考会成立后至“文革”前，科学院组织了二三十个综合考察队，按规划中确定的地区和任务，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1956年3月，由地质部、石油部、中国科学院联合成立了全国石油地质委员会，作为全国石油地质工作的咨询机构。李四光担任主任委员。中科院学部先后组织院内地质构造、沉积、地层、古生物、有机地球化学等学科的科研人员，配合地质、石油部门开展石油生成条件、分布规律和油气远景预测的科研工作。

不久之后，中央根据专家的研究成果和建议，作出了“战略东移”的部署。

曲折后的涅槃

时光荏苒，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科院学部也经历了众多磨难。

被列为“砸烂”单位，学术活动停顿，办公室停止一切工作……这些都成为当时科学院学部状态的一个写照。

那是一种短暂而又漫长的煎熬。至“文革”结束的21年中，学部正常工作的实际时间不超过10年。

1979年，学部恢复活动，与学部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相隔21年后，第四次大会成为重建学部后举行的第一次大会。

“原来的学部委员和新增添的一大批学部委员相聚一堂，共叙友情。他们还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不幸遭遇和一些老友的故世而感叹唏嘘，又共同对这次盛会的召开而感到欢欣鼓舞。”宋振能还能清晰地记起当时的情景。

纵观学部发展历程，不论过去和现在，由于学部委员的热心和令人钦佩的努力，学部工作对中科院和全国科技事业发展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宋振能看来，学部的建立，不仅顺应了当时客观形势的需要，更为后来中国科学事业的全面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

同时，由于经常召开学术会议，并吸收院外单位和机构参加，学部不仅加强了对各个科研机构的联系，还组织了全国的科学力量，把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各项科学工作。

一直以来，中科院有两大核心任务：出人才和出成果。学部在这方面也作了很大贡献，学部经常会组织一些科学家“走出去”调研，并对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出咨询建议，为祖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谋划、践行，为人才培养笃志力行。

如今，当时的一些年轻新生力量，已变成了院士、专家以及各领域的领军人才，受那一代人感召的广大中青年科技工作者正在各行各业发挥着骨干支撑的作用。

白驹过隙，弹指间，学部已经走过60载岁月。回望历史，不仅是为了了解过去，更重要的是思考现在、展望未来。

当前，以创新驱动发展为时代特征的历史使命再次赋予中科院学部，在中科院“三个面向”“四个率先”新办院方针的指引下，作为我国在科学技术领域最高咨询机构的学部，将继续前瞻世界科学，胸怀人民福祉，勇当创新“火车头”，引领中国科学事业迈向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