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育委员会国际化与全球参与中心副主任罗宾·赫尔姆斯：

大学国际化难有统一标准

■本报记者 陈彬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早上好！”4月28日，在西南交通大学举行的大学国际化发展国际论坛上，作为第一个演讲嘉宾，美国教育委员会国际化与全球参与中心副主任罗宾·赫尔姆斯的开场白颇具“中国特色”。

罗宾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之前，她也曾在广州居住并工作了一年。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这位美国官员也颇为了解。在此次论坛间隙，她接受了《中国科学报》记者的专访，畅谈了她眼中的高等教育国际化。

政府的作用需据教育体系类型确定

《中国科学报》：由于教育模式的不同，美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主要是高校自身在起作用，政府的作用并不明显，而中国的国际化进程背后则有着浓厚的政府推动力。在您看来，尽管中美两国教育模式不同，但政府在推动高等教育国家化的进程中，是否具有某些相同的使命？

罗宾：对于政府在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究竟发挥什么作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通用的说法。

应该说，政府的作用还是需要根据整个教育体系的类型确定。在美国，我们的高等教育属于“去中心化”的体系。在这种体系下，美国大学发挥着很好的作用。美国政府则主要提供一些计划，这些计划是与全球化教育有关的高校都可以参与的。反观中国、日本等国家，则有着大规模的政府战略，甚至在加拿大也在推行一些国家性的全球战略。我不清楚这样的战略究竟能不能发挥作用，但如果想要其发挥功能，就必须提供一些办法和政策，鼓励大学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

《中国科学报》：您曾提到，美国高校具有不同的类型，而不同大学的国际化水平是不同的。同样，中国的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或地方高校之间的国际化差距也很大。您认为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吗？抑或是各类型高校在国际化过程中应该遵从更加“趋同化”的标准？

罗宾：在美国，不同种类的大学关注点是很不一样的，彼此间也很难进行比较。换言之，我们很难让不同大学用同一个标准关注同一个领域。

举个例子，比如对于美国的一些技术学院而言，这些学院的学生很多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需要工作和就业。因此，要派这些学院的学生到国外接受国际化的学习，显然是不太现实的。同时，他们学习的目的就是掌握一些技术和能力，因此我们只需要在技术和能力层面扩展他们的国际化视野就可以了。然而，对于一些综合性顶尖高校的学生而言，他们到国外的目的显然不是仅仅掌握基本的技能。因此，用一个标准比较不同的大学，难度很大，也不尽合理。

我们需要平等的平台

《中国科学报》：在当前的国际人才交流过程中，有一种所谓“人才强盗”的说法，即发达国家在国际学生市场和跨国教育方面处于绝对优势，大量吸引他国的优秀生源。而这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才单向输出，常常导致教育国际化的不平衡。对于这种说法，您是怎么看的？

罗宾：我认为关于“人才强盗”的说法，其实可以更多地理解为一种交流。美国的教育体制是相对比较完备的，这也导致了很多人到美国留学。但现在美国也在慢慢明白一点，即他们也需要向国外学习，这种学习不仅在教学方面，也在诸如科学研究等其他领域。

当前，许多中国人选择到美国留学，美国机构也留意到要向世界学习，这就是一种交流。我们要把人才派到国外去，又要让他们回到国内，这是一种双向的运动，能产生多样性的结果。

《中国科学报》：那么，您认为如何才能让留学人员回到国内？

罗宾：中国政府这些年采取了很多计划用来吸引国外优秀人才回国，而且也有大量从中国出去的人才回到了中国，但我并不知道在这中间，这些政府制定的计划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但如果我们能为留学人员提供稳定的学术职业，并提升学术界的自由度的话，相信在一定程度上能发挥一定作用。

不过从长远看，如果我们能在一个平等的平台上进行全方位的合作，并且为现有的状况作出贡献的话，我相信会提升更多留学人员的归国率。因为我们现在提倡的是人员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这种流动是流畅且多方向的，这就导致了所谓国家概念的相对淡化。

统一的学历认证机制不现实

《中国科学报》：在此次论坛上，有学者提出，我们需要在国际范围内建立一套相对统一的学历认证机制，对不同国家的学历进行认证。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罗宾：对全球化的整个系统而言，相对统一的学历认证机制首先要求在一个国家进行资格认证的方式至少是统一的。但仅仅对于美国而言，要制定一套统一的学历认证体系就是很困难的，而且美国目前也没有形成这样一套用于资格认证的统一标准。

事实上，目前美国的学历认证是由8个不同的组织进行商讨，而每个关于教育的部门都会提出或多或少的一些标准，并自己定制关于学位发放的指标。每个单独机构对于学历的认证度是不一样的，这种认证度的可接受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如果要将其归结到一个统一的体系当中是很困难的。

也正因为如此，至少从目前来看，要在整个系统中推行相同标准是不太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