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礼（左）与父亲梁启超（右）极为神似，以至于周恩来初见梁思礼时，竟有恍若隔世之感。

1934年，梁思宁、梁思懿、梁思礼、梁思达（左起）在天津“饮冰室”前。

1956年11月,梁思礼与妻子麦秀琼结婚照。

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后，梁思礼与杨利伟等5名中国航天员合影。

梁启超九个子女，各个菁秀，其中三个成了院士。梁思礼被叫做“老白鼻”，这是父亲梁启超对他的昵称。风趣的父亲将英语Baby（宝贝）一词汉化，变成属于梁思礼特有的甜蜜。也正是这个“老白鼻”，后来成为我国航天质量可靠性工程学的开创者和学术带头人之一。

回忆中的1949年，吹去历史烟尘，露出一绢恒久的画面，镌在如今91岁的梁思礼的心头。

1949年9月的一天，“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一如往常，驶出旧金山港，船上的梁思礼，刚从辛辛那提大学获得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和船上同样学成归国的20多位留学生一样，游子心念，归心似箭，千里之遥，快马一鞭。

天津的码头上，阔别八年、白发苍苍、眼角噙泪的老母亲迎接自己，正如饱受苦难的祖国张开双臂欢迎海外游子的归来。

几个月后，著名航天技术专家、“两弹一星”元勋王希季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回国。6年后，钱学森回国，乘坐的也是这艘船。有人说，“克利夫兰总统号”为中国的“驯火史”带来了最初的火种。

火箭如喷着火舌的莽兽巨龙，梁思礼这些第一代中国“驯火人”就要为这头巨兽套上笼头，绑上马鞍，驾着它从战争的废墟驰向航天的大门。

■本报记者 刘博智

爱国的“胎记”

一双大眼，鹅銮式的宽阔前额，一张典型的“梁家嘴”，举手投足间处处是父亲梁启超的影子。“像，太像了”，曾经在南开中学听过梁启超演讲的周恩来总理第一次见到梁思礼时，竟有种恍若隔世之感。

梁启超的遗传，一个留在了脸上，一个种在了心里。

有人曾经问梁思礼，你从你父亲那里继承下来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他回答说：“爱国。”

“爱国救国”几乎是梁家九子女的胎记。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6号，有一幢白色的意式建筑，这里就是饮冰室，梁启超伏案奋笔之所。他在这里写的“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用大事”，指引了梁家九子女未来的路。回忆中，梁思礼眯起了眼睛：“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几个哥哥姐姐都受过父亲言传身教，国学功底属我最弱，但‘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

1941年，梁思礼赴美国深造。为了省钱，他曾裹着大衣在零下40度的储物室挨了一夜，险些冻死，也曾在罐头厂靠着冷冻豌豆过了一个暑假。尽管条件艰苦，但仍没有磨灭他心中“工业救国”之梦。为了能够转入“工程师摇篮”的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他放弃了嘉尔顿学院的优厚的奖学金，改领每月微薄的盟国津贴。1949年夏天，他拿到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著名无线电公司RAC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但“千金马、五花裘”无法稀释他的赤子热血，他选择了回国。

此时，他的同窗兼好友林桦，与他分道扬镳，留在美国。曾经朝夕相处的两人，人生的境遇由此画出了两条完全不同的抛物线。

几十年后，林桦成了波音宇航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梁思礼成了航天部的总工程师。林桦住在西雅图一个小岛上的高级别墅，梁思礼住在普通的单元房里，工资只有他的百分之一。

有人问他对此有什么想法，梁思礼的回答是：“他干的导弹是瞄准中国的，我干的导弹是保卫祖国的。”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美国人嘲笑“中国只有子弹，没有枪”，认为中国没有运载工具，不承认中国是核大国。中央专委决定改进中近程导弹，进行“两弹结合”的热实验，梁思礼负责控制系统设计。

正当梁思礼埋头实验时，“破四旧”运动波及到梁家。在特殊年代，“梁启超之子”带给梁思礼的不是荣耀和尊重，而是数不清的磨难。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母亲卖掉家中老宅攒下的积蓄，成了梁思礼被揭发有经济问题的“证据”。一边唱着“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一边却被剃光了头发，坐在铺盖卷上，绝望地等待着去坐牢，梁思礼心里五味杂陈。然而，弄人的造化似乎不愿轻易放过他。1968年，母亲去世，梁思礼要去奔丧，却被要求“划清界限”；1974年，本该在运载火箭上大展拳脚的他，被下放到河南做了猪倌……

有人为他的遭遇鸣不平：“如果你不是1949年回国，而是1979年回国，或许就能躲过这些灾难和痛苦。”

他引用了哥哥梁思成的一句话作答：“我的祖国正在苦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哪怕仅仅是暂时的。”

梁思礼和所有的中国“驯火人”一样，站在历史耀眼处的暗面。近处，找不到他们的名字，设计图纸上没有他们的名字，他们是戈壁滩上被漫天风沙遮蔽着的群像背影，他们的名字被封印在打着“绝密”标签的文件袋里。远处，他们的名字，被一笔一笔刻在历史坐标上。

从失败对岸回望成功

1960年，“东风一号”仿制成功后，聂荣臻要求五院转入导弹的自行设计和研制，“仿制只是爬楼梯的第一阶”。临危受命的梁思礼将那份“天娇谈笑凯歌还”的松弛，重新裹进了还沾着戈壁风沙的军大衣，奔赴下一场会战——中近程地地导弹的设计和飞行试验任务。

1962年3月21日9时5分，“东风二号”点火发射。起飞几秒钟后，导弹像喝醉了酒似地摇摇晃晃，头部还冒着白烟，最后落在发射阵地前300米的地方，由于里面的推进剂装得满满的，导弹炸起了一个蘑菇云，地面炸出一个直径20多米的大坑。“东风二号”首次发射失败了，事后得知，原因是导弹产生横向弹性振动和发动机管道起火。

这一场景在他的演讲、报告中被重复了上百次，失败的记忆永远要比成功来得痛切。对于一位“驯火者”来说，失败的经验比成功的经验贵得多。这个“贵”字不仅意味着上千万的“学费”，更意味着从失败的对岸回望时才能发现的宝贵财富。

梁思礼更愿意将自己的“驯火史”总结为一本“失败者之书”。翻开这本书，上面“败绩斑斑”：

1967年，首批“东风二号”战斗弹抽检三发考核飞行试验，其中两发发射后像体操运动员似地连翻几个跟头后落地。梁思礼一点点地研究，一点点往回捋，经过大量艰苦的分析计算，找出故障：工人在装配水平陀螺仪修正电刷时，固定螺钉少拧了1.5圈，使得电刷压力不够；

1974年11月，长征二号发射返回式卫星失败，原因是稳定系统的速率陀螺的输出电缆中断了一根导线，致使控制系统失灵；

……

多次试验失败，让梁思礼深感质量和可靠性对研制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也正是这些失败，成就了梁思礼开创的“可靠性工程学”。

当时的日本和美国，靠的是在批量生产中用系统概率数学来解决导弹和火箭的质量和可靠性问题，但这种方法对批量生产有效。和国外不同，中国导弹和卫星的研制都是小批量，甚至单件生产，每个批次都不相同。如何解决质量和可靠性，既无理论也无方法。

梁思礼提出质量可靠性是“设计出来的、生产出来的、管理出来的，而不是检验、实验和统计分析出来的……实际上，真正要提高可靠性，就要在整个研制过程中解决每一个工程技术问题，并提出有中国特色的、极小批量的全面质量理论相关原则。”

2006年9月9日，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创造了16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梁思礼自始至终参与了研制长征二号系列火箭的工作，他开创的“航天可靠性工程学”成为长征火箭安全飞行的坚实保障。

“老黄牛”的幸福

中国的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出生在“文革”最乱的年代，“生于乱世，先天不足”注定了这枚火箭多舛的命运。

那时，梁思礼担任该型号火箭的控制系统主任设计师。远程运载火箭要求精度更高，控制系统也要更进一步，原有的分离元件组成的计算装置体积、重量过大，必须做出小型弹上计算机。这在当时，是个棘手难题。

梁思礼大胆决策，决定采用“惯性平台—计算机方案”。但这种方案必须用到集成电路，集成电路在当时技术成熟度并不高，对于导弹研制和发射来说，这块神秘莫测的区域虽然诱人却少有人染指。当时只有美国的一款洲际导弹用过，但元器件经常出问题。

梁思礼和负责制导控制的同志，决定从系统设计上解决集成电路稳定性问题。他们重新推导了制导方程和关机程序，牺牲了一些方法误差，以减少计算机的负担。最后，他们拿出了一个方案，减少了三分之一的集成电路，不仅为计算机“瘦了身”，还解决了可靠性的问题。

然而，与政治上的压力比起来，技术上的压力，还只是小儿科。

1969年底，军管会与北京市联合组织“705”大会战，提出了“改革研制程序，不搞烦琐哲学”的口号，用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抓科研。“705”大会战虽然突破了一批关键技术，但是以群众运动方式研制导弹，使大部分设备在试验时问题百出，有的不得不回厂返修，甚至重做。

梁思礼被逼无奈，想出了另一个对策。他说：“当时我留了一个后手，我没敢把弹上所有的东西拿去会战，仅仅同意把地面设备、电源设备，这些不是太重要的东西拿去会战了。结果会战搞了很多场，就是不按照规范、工艺要求干活，元器件没有很好筛选，焊接也不行。结果会战表面轰轰烈烈，其实回来以后还得返修整顿，搞得非常被动。”

就在这样的闪转腾挪中，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一步步进行着。

1971年春天，远程运载火箭各个分系统完成，送到211厂做总装测试。测试中，梁思礼发现笔录仪上出现了一个不应该有的“毛刺”干扰，而且时有时无。为了查明原因，梁思礼带领技术人员“守株待兔”等了几个小时，最后发现是相邻车间用电载荷瞬间突变造成的。总装测试中，这样的问题层出不穷。

军管会扬鞭急催，为赶工期，“705”大会战中做出来的元器件大多有问题，焊接质量也差。因为脱落插头里的一颗小钢珠不见了，总设计师就要带着大家趴在厂房里找上几个小时，级倍数的问题累计到了总装阶段。

后来，在解决航天的可靠性问题上，梁思礼提出了“十倍理论”，意思是在概念设计阶段，花一块钱能解决的问题；拖到方案设计阶段，就要花10元钱才能解决；到了出样阶段，要花100元钱……

而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中，最后的问题又何止十倍？为了搞掉这些“毛刺儿”，梁思礼带着同事在211厂不分昼夜拼命干，一干就是50天，最后把自己累得尿血住院。

1977年，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走上正轨，连续6次试验都取得成功。1980年，梁思礼带领9人精度小组，对向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飞行试验的设计、工艺、环境和可靠性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精度分析工作。靠着这个飞行试验，他摘取了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桂冠。

倘若时空能像纸张一样轻松折叠，用铅笔在上面戳个洞，再展开：普渡大学模拟电网实验室里做实验的梁思礼、五院里夜夜鏖战的梁思礼、酒泉发射基地里做着发射前最后检查的梁思礼、站在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领奖台上的梁思礼……在每一个节点，梁思礼眸子里不变的热情抵御着时间的轮番攻击。时间夺去了他的青春，却没能撼动他的初心——对中国航天不倦的追索。

女儿梁红曾逗他，说他是“老黄牛，只会低头拉车，不看路”。对于一个只懂业务、不掌权的知识分子，“老黄牛”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他如同一头拓荒牛，勤勤恳恳、不畏艰险地开拓着一个又一个技术领域的处女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梁思礼开始进军计算机软件辅助设计领域。“硬件是躯体，软件是灵魂”，一次出国考察，让梁思礼看到中国和其他国家在软件工程领域的差距。当时IBM公司为航天飞机设计的机载软件已经达到了5级成熟度。“这个5级成熟度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把它比作是小学5年级，我们现在幼儿园还没有开始办呢。”梁思礼说。

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可靠性的工作由硬件拓展到软件。事实证明，梁思礼倡导的软件工程化，对载人航天起到很大作用。神舟系列飞船的可靠性、安全性达到了从未达到的高度。

1983年，梁思礼退居二线，但他从未远离“战场”。他重新站上讲台，要将航天的火种传给下一代，正如他信奉的萧伯纳的那句名言：“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

趣味至上的“老顽童”

梁启超生前曾说，60岁以后不再从事社会活动，要专心致志地教育孩子，可惜他年仅56岁便撒手人寰。那年，梁思礼只有四岁半。

父亲对梁思礼的言传身教并不多，但每每读起父亲留下的家书，父爱就如同涓涓细流，穿越时间流进梁思礼的心田。

这些家书前后持续十五年，少则每年几封，多则几十封，有的只有寥寥十几字，仅为报平安或交代家事，有的则长达几千字，或纵论时事，或畅谈家事，又或与子女谈心聊天。家书的写作时间有的是深夜两三点钟，有的则是清晨起床后，只要稍有时间，梁启超总会跟孩子们“唠叨”上几句。每封信里无一例外，都流露出父亲浓浓的爱意。其情之真、其爱之切，几十年后读来，仍能被其强大的磁力深深吸引。

梁启超曾在信里这样说：“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我与父亲一样，崇尚趣味主义。”性格同样爽朗乐观的梁思礼说，“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正是这样的性格，让他不仅在事业上成就辉煌，而且业余爱好也与事业一样交相辉映。

梁思礼在美国留学期间所在的嘉尔顿学院有一个唱片图书馆，坐落在湖心岛上。放假时，梁思礼常常跑到图书馆，打开大门，把唱机声音开到最大，躺在门外草坪上，一边仰望蓝天一边听着美妙的音乐，柴可夫斯基、莫扎特、贝多芬、施特莱斯……行云流水、激越跌宕、高山仰止、百转千回的美妙音乐，让孤寂的海外游子倍感慰藉。

慢慢地，梁思礼成了音乐发烧友，即使“文革”期间大反“封资修”时，他也想办法避开耳目，尽可能给儿女们以音乐熏陶。他会在卧室用毛毯遮严窗户，摆好苏联带回的留声机，把声音放到最小，拿出心爱的唱片放给孩子们听。

不仅醉心音乐，他对体育的“瘾头”更大。留学期间，梁思礼参加了学校古典式摔跤队，几经征战，他们获得了美国中部大学联赛摔跤冠军。他还喜欢游泳，并学会了“水母式”泳姿，漂浮在泳池中，脚不着地，完全失重的状态让他想象着自己正在“太空出舱行走”。已至耄耋的他，仍然没有减少对体育的喜爱，只要有重要赛事，他都不会错过。2010年，南非世界杯时，他还像年轻人一样凌晨起来看比赛。

“驯火者”梁思礼，如今“火气”已经褪去。坐在躺椅上的他，在和煦的阳光下，眯着眼睛，半睡半醒间，他又回到了童年除夕时，回味着点燃烟火时的兴奋和激动。（原标题：《梁思礼：饮冰室血统的“驯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