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农产品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但也面临着人口增加、耕地不断减少以及水土流失、自然灾害、环境污染、农产品质量安全等问题的严峻挑战。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已经连续出台了12个中央一号文件,积极推动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健康快速发展。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2年聚焦“三农”,这与“十八大”关于将“‘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论述是一致的,既反映了党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又能引导全社会都来关心和重视“三农”问题。邓小平同志曾经明确指出:中国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2004年中央发布了题为《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的中央一号文件,从这一年开始我国粮食生产止跌回升,并且实现了创纪录的“十一连增”。农业部将粮食持续增产的原因归纳为“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好的政策是第一位的。可以说,近年来持续向好的“三农”工作,中央一号文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2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均锁定“三农”,足以说明“三农”工作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农业大国的社会、经济、生态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自2004年以来的中央一号文件分别针对粮食生产下滑、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发展差距拉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现代农业发展水平不高、体制机制制约等问题。这些问题是制约我国“三农”事业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中央一号文件所具有的明显的问题导向性,对涉农部门明确工作重点、找到工作抓手有很强的宏观指导意义。要解决好“三农”问题,仅仅靠宏观性指导性很强的中央一号文件是不够的,还需要将政策细化变成操作性很强的扎实行动。水利兴农也好,科技支撑也好,保障供给也好,稳定市场也好,都离不开相应的投入。要扎实推进“三农”工作,仅依靠政府的财政投入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动员全社会对“三农”大量投入,否则,政府投入只能是杯水车薪。
中央一号文件每年的主题各不相同。这虽然能够更好地反映不同时期面临的主要问题,但也导致了政策的连续性相对不足。在面对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事情时,政策缺少连续性并不是问题。但是,“三农”问题作为制约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问题,其解决需要长期持续的努力;“三农”问题的解决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多项政策、多个部门协同推进。中央一号文件每次主要针对某个问题,不同年份之间针对的问题又区别较大。例如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关注农田水利建设,到了2012年则关注农业科技创新,跳跃性很强。这就导致不同年份之间的政策不能形成有效的配合,政策的执行效果必然会受到影响。因此,要建立解决“三农”问题的长效机制。
首先,从思想认识上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决定了解决“三农”问题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其次,要对“三农”的扶持政策长期执行,并针对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充实、完善和加强。最后,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地方政府和官员的重要考核指标。
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更要充分认识到“三农”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要更好地促进“三农”工作又好又快发展,建议在保持宏观性和战略性的同时,通过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和项目,增强中央一号文件的可操作性;同时建议为了增强政策的连续性,可以借鉴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制定高层次的关于振兴农业农村经济的一揽子行动计划,出台关于“三农”工作的法律法规,用长期性的法律法规来保障“三农”工作的扎实推进,才能为实现“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奠定坚实的制度保障。
(作者系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科学报》 (2015-03-11 第5版 农业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