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珊 陈彬 ■崔雪芹

2月15日上午，北京大学召开全校教师干部大会。中组部副部长潘立刚宣布林建华担任新一任北京大学校长。

时隔4年，林建华历经重庆大学、浙江大学而重返北大，成为这所著名学府117年历史上的第27任校长。与前几任相比，林建华也是少有的以“非院士”身份接掌北大的校长之一。

“我深知北大校长这副担子的分量，也清楚自己能力有限。”林建华在履新演讲中表示，但自己有信心和决心把北大建设好、发展好。

一直以来，高校领导人事变动颇为令人瞩目，比如最近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赴任环保部党组书记、中科大校长侯建国履新科技部副部长的人事调整，北京工业大学校长郭广生调任北京市委副秘书长，这些都更引发公众及学界的广泛关注。

任期短成为规律

查阅资料不难发现，全国瞩目的北大校长多数任期都很短。以往26任校长中有20位任期在3年以内。

教育部公开资料显示，林建华，山东高密人，1955年10月出生，1976年7月入党，1973年11月参加工作，北京大学化学系无机化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林建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常务副校长，2010年12月至2013年6月任重庆大学校长。2013年6月任浙江大学校长。

北大换帅，上一届北大校长王恩哥的去向也引发了公众的关注。王恩哥表示，他将再次回中科院工作。2013年3月22日，王恩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而截止到目前，王恩哥的北大校长任期差一个月满2年。

对此，中国科协副主席、北京理工大学前副校长冯长根表示，这是出于高校与科研机构建设需要的正常的干部任免，“以往的类似实践产生了很多科研管理的精英”。

不过，也有人对高校较为频繁的人事调整表示担心，认为此举会放大高教政策及管理方面的延续性不足等问题。

高校领导人事变动三大特点

2014年以来，高校领导层的频繁变动已引起各界的关注和热议。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高校领导人事变动主要呈现三大特点。

特点之一是校长“从政”。事实上，高校校长转任“从政”已经不是新鲜事。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曾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科技部部长万钢曾担任过同济大学校长。而对此，专家分析，高校校长转任，可弥补干部队伍专业性人才短板，干部专业化已成组织人事布局的重要趋势。

特点之二是异地“空降”仍为常态。1月27日，华中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罗俊正式接任中山大学校长一职，这再次论证了过去两年的另外一个事实，即高校领导层“一把手”多为“空降”任职。复旦大学校长为来自千里之外的中山大学原校长许宁生；接任“根叔”的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丁烈云，是前东北大学校长；此次北大新任校长林建华，此前担任重庆大学、浙江大学校长。

特点之三是与“空降”相比，高校内部“大换血”则是另一种趋势。去年10月，西安交大6名副校长全盘换血，新任领导皆从学校内部产生，而新老交替的最明显特点就是“年龄坎”。而当月，清华大学新任常务副书记邱勇和副校长杨斌走马上任，他们也是土生土长的“清华人”。

事实上，这些内部换血也仅是冰山一角。提拔学术权威执掌高校，已成目前高校的一种惯例。记者统计发现，目前教育部直属的75所高校的校长中，从本校内部上升的就有38人，其中包括34人由副校长升任校长。

“官”“学”逻辑

事实上，类似于今年的这种高校与政府间较频繁人员流动现象曾经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上世纪50年代，受特殊历史条件的影响，当时大批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政工人员进入高校；另一次则出现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些高校人员被调职到政府机关。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坦言，在目前高校行政化占主导地位的背景下，高校领导属于大的行政系统的一部分。因此，无论是从高校选拔官员，还是将官员“空降”至高校，应该说都是一种“正常”的人事变动。

但储朝晖也表示，这种变动对于高校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总体来说，一任校长在学校的任期应该在10年左右，这才能保证其拥有充分的时间实现自身的治校理想。但在行政化系统下，校长任期受行政化影响过大。”

储朝晖的说法，在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口中，可以概括为“官的逻辑”和“学的逻辑”之间的矛盾。

“从政府角度讲，通过引进高校人员改造政府干部队伍，这种想法其实是基于一个逻辑，那就是‘能当好校长，就能当好领导’。”别敦荣说，但需要注意的是，一校之长和行政领导并不能完全画等号。“校长需要更强的独立思维和领导力，行政领导则需要更强的执行力，这两者并不相同。”

于是，当相关部门希望通过“正常”的职务变动达到优化干部队伍的目的时，其遵循的其实是“官”的逻辑，而高校的运作有一套“学”的逻辑。“如何平衡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值得有关部门认真思考。”别敦荣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