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可以推动民心所向，但我们最终还是需要科学家改变想法。

Justin Goodman正在他的“战场”——位于华盛顿特区家中的书桌前工作。

图片来源：PAUL FETTERS

坐在距离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以北仅有数公里的家里的一张木桌前，Justin Goodman正在进行一场抵抗动物实验的战役。今年34岁的Goodman有些瘦削，蓄着略显凌乱的胡须，剃了光头，身上刻满了色彩斑斓的纹身。他负责管理人道对待动物协会（PETA）的实验室调查。

一些动物维权激进人士坚持通过抗议和公开宣传，而Goodman和团队在过去5年始终坚持在自己的阵地上向科学家发出挑战。他们试图用各种演讲和同行评议文章向研究人员证明，动物实验是错误、残忍的，而且毫无价值。

Goodman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但作为一名PETA研究人员，他已经非常成功。他质疑过监管动物研究的大学校委会，鼓励过美国的盟友在军事医学训练中探索动物之外的其他可行方法，让全球最大的实验室动物权益认证机构名誉扫地。

很多研究人员却丝毫不为所动。他们反击道，Goodman的研究只是“披着科学的外衣”，实质上与科学毫不相干。他们说，这些研究有失偏颇，方法错误，完全在误导公众。“PETA企图证明一种观点，他们为此下了许多功夫。”美国伊利诺伊州国家生物医学研究协会高级科学顾问Taylor Bennett说，“我不认为他们的做法是科学的。”

无论科学与否，Bennett 承认，Goodman的行为会削弱公众对动物研究本就动摇不定的支持。“他们的行为已经对科研产生了负面影响。”Goodman曾谴责过的一家认证机构的负责人Christian Newcomer补充说，他们的目的是攻击生物医学领域每个层面的每项研究，他们在给科学进步设置障碍。

但对于Goodman来说，这场战役才刚刚拉开序幕。

维权者的成长之路

“给你放点东西听。”Goodman一边对记者说，一边打开餐桌上的笔记本电脑，点开在线音乐播放器，输入了老牌朋克乐队Gorilla Biscuits于1989年演唱的一首名为“猫和狗”的歌。伴着极快的鼓点和吉他节奏，响起了主唱带着鼻音的嘶喊：“我热爱一切生命/不只爱那些看上去可爱的/我要拯救生命/我有一个计划……”Goodman跟着节拍点着头说道：“我个人的全部伦理观就是从类似的唱片开始。”

Goodman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对动物权益的问题产生想法。他以前也吃肉，但15岁时双亲中的一位因为吸毒和精神病死亡，他开始沉溺在酒吧和烟雾缭绕的夜总会里，看朋克与摇滚之类的演出。这无意之中为他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新窗户。

“每个周六晚上，我都会去看演出，那里贴着讨论动物权益的内容。”他说，“这让我产生了共鸣。”不久，他就成了一个素食主义者。他的声音有些低沉沙哑，像是和他钟爱的乐队一起嘶吼了多年使声带至今依然处于紧张状态一样。

曾经，他的确想过跟着朋克乐队走遍美国，但为了不让养他的祖父失望，他强迫自己留在学校。但他的内心一直在挣扎。2002年，最终进入圣迭戈城市学院之前，他曾先后从3所学校退学。在这所学校，Goodman在一次班级演讲中详细地讲述了从牛到肉饼的整个过程。从此，他的心中种下了维护动物权益的种子。

此后，另一件事情让Goodman从动物维权的认同者变成了行动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Herbert Terrace曾到Goodman攻读博士学位的康涅狄格州立大学（以下简称“康州大学”）作校园演讲。这位心理学家因训练一只叫作Nim Chimpsky的黑猩猩与人交流而出名，Goodman认为他虐待了这只黑猩猩，随后成立了一个叫作康州大学动物权益联盟的组织。

Goodman表示，他真正意义上的动物维权之旅是在发现康州大学一个实验室利用猴子作侵入性研究之后开始的。当时科学家在数只恒河猴的颅腔内植入了一种装置，来研究大脑如何记录眼睛的活动。他开始问问题，搜索网络，并和全球最大的动物权益组织PETA的一位研究人员取得联系。

这位PETA研究人员教他如何利用《自由情报法》向该实验室索取研究资料。他表示，获取到的资料显示，该实验室存在动物侵权行为，包括伤害动物以及照顾不足等。还有两只猴子在研究中死亡。

Goodman团队连续4年的运动给该实验室研究造成各种阻碍，包括在校园发传单、带着猴子面具进行模拟葬礼以及扰乱该校125周年校庆活动等。“有什么好庆祝的？康州大学在杀害灵长类动物！”他说。他还给农业部寄了一份40页的起诉信。他的行为得到了康涅狄格州最大的报纸和《纽约时报》的报道。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最终要求该实验室返还超过6.5万美元的拨款，该研究也在2006年被停止。

受此事件激励，Goodman决定把维护动物权益当作全职工作。他在指关节上纹了“火狼”的字样——参考一本书上激进环境分子的做法，并放弃了博士学位，在求学5年后仅拿到硕士学位。然后，他申请了PETA的工作岗位。

“督查机构”的监督者

Goodman的书桌位于屋子后方，紧挨着一楼窗户下的一角。坐在书桌前可以看到窗户外的小院，院子里有一只黑白相间的柯利牧羊犬和一只栗色的杂种狗在草坪上晒太阳。他的书桌上放着一摞名片、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张1928年加框的白猫明信片肖像。“这只神秘可爱的生物最后却在一个活体解剖者的手术桌上结束了生命。”Goodman翻译明信片下方的法语说。

过去7年，Goodman的时间都花费在了这张书桌前。PETA在2007年聘用了他，一开始他花费了两三年时间根据《自由情报法》证实大学实验室动物权益违法现象。后来，他意识到自己可以做得更多。“PETA积累了成吨的动物研究方面的资料，但是大多数人都只关注个案。”他说，“我希望可以找到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料的方法。”

这意味着编纂资料，探索研究模式，在同行评议期刊上发表文章。他的方法很简单。比如，在2010年和2011年，他与同事向28个北约国家发送了邮件调查，询问他们是否在军事医学培训中使用动物，如枪击手术或是战争受伤等。大多数回答说，他们不会使用动物。于是，Goodman在《军事医学》杂志发表了研究结果，他们希望通过这一举动向一些仍然利用动物进行试验的国家施压。

同时，Goodman的研究团队还收集了动物实验管理小组（IACUC）——负责监督美国大学动物权益的组织——的联邦与州记录资料。相关研究成果2012年发表于《动物》期刊，文章指出NIH资助的顶尖高校的IACUC实际上是由支持动物实验的人操控。“这些组织本应公正无私。”他说，“我们的研究却表明，它们的监管毫无意义。”

去年，Goodman发表在《应用动物福利科学杂志》上的文章产生了最为强烈的反响，文章质疑国际实验动物评估与认证协会（AAALAC）—— 一家在39个国家900多个研究机构批准实验室动物权益认证的私人公司。文章基于官方数据库信息，指出经过AAALAC认证的实验室比没有经过其认证的实验室更加存在滥用动物的倾向。尽管科学家纷纷指责这项研究，但大量媒体报道依然让该协会声名狼藉。

质疑声四起

如今，Goodman已经指挥着一支12人的小型督查队，很快这支队伍将再添新兵。Goodman希望通过发表同行评议文章，可以与那些传统上对PETA存在敌意的读者进行沟通。“公众可以推动民心所向。”他说，“但是我们最终还是需要科学家改变想法。”

去年11月份，在华盛顿特区近郊的一个会议中心，PETA支持者扰乱了Francis Collins的一场特别演讲。当这位NIH主任开始其纪念美国分子病理学会20周年演讲时，两名妇女开始高呼：“Francis Collins，你为什么要让小猴子遭罪？”她们指的是NIH一个实验室把小猴从母亲身边带走研究其心理影响。当一个保安把两名妇女送出拥挤的会议室时，她们举着写着“Collins：停止虐待小猴”的标语，大声喊“不知羞耻！”

芝加哥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动物研究监管人Bennett表示，这样的噱头以及PETA的其他类似伎俩不会说服科学家。他补充说，PETA曾断然拒绝他和其他科学家进行对话的邀请，这让他认为该组织的唯一目的就是“妖魔化”生物医药研究。“考虑到PETA的名声，很多科学家根本不会读他们写的那些东西。”他说。

Bennett和其他科学家还表示，这些研究还存在着更加本质的问题。以北约和IACUC的文章为例，两篇文章都仅仅根据简单的数据资料总结出过于夸大的结论。他表示，大多数北约国家并不存在大量军队，所以他们当然不会在训练中用动物，“这就好像是拿苹果和橘子作比较”。关于IACUC，他承认该小组确实有用动物做实验的研究人员，这是因为需要此类专家更恰当地评估动物协议。他补充说，Goodman的研究并未发现任何违反联邦法律的证据，“文章误读了审查过程”。而关于AAALAC的文章也是如此，该文中唯一一位不属于PETA的员工竟然为了赚钱而参与此事。“让危险信号更强。”他说。

对此，Goodman表示，科学家有义务分享他们的数据。他希望研究人员尊重PETA的声誉。“我们也是利益群体。”他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做的科学不能信任，不应该把对我们的标准比别的组织拔得更高。”（红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