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杰

转基因生物（GMO）属非自然生命体，这种人造物未经大自然演化的充分检验，蕴藏着多方面的风险。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GMO释放导致的风险将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已经引起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争论。非科学界人士关注此事是有道理的，道理我在《转基因作物，该听谁的？》中已经讲清楚了。在那篇文章中我说从“和牛肉模型”来看，转基因作物涉及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科学事务，即使加上“主要”“核心”等字样来限定，它也不能还原为纯粹的科学技术。

在争论过程中，技术乐观主义者、科学主义者常常不承认有争论，或者低估技术的可能风险，并扬言：即使存在风险和伤害也并不可怕，因为科技工作者（注意，并没有说哪些科技工作者，也没有说谁来支付）可以研发出相应的技术来对付可能的后果。这些技术拥趸还进一步挖苦道：对待GMO，反技术是没用的，一方面新技术是拦不住的，另一方面出了问题还得靠技术来解决。这些当然都毫无道理，本文也不打算讨论这些事情，本文尝试从一个一般原理“技术成本非对称原理”来讨论GMO的风险与责任。

分析GMO之风险，经济学眼光并不全面但已经能够揭示出若干关键点。GMO的研发和释放涉及一整套生物化学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社会技术，它们产生的效应是很难去除的。如果要去除的话，从经济学上看将比原技术支出多得多。“技术成本非对称原理”适用于分析这件事。所谓“技术成本非对称原理”是指：研发并实施去除技术A的效应E之B技术所需的支出，要远大于当初研发与实施技术A的支出，表现为针对效应E两种技术A和B的成本不对称。这一原理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熵增加原理有关。原理叙述起来挺麻烦，其实道理并不难懂。把一滴墨水释放到一个水池中或把一瓶农药释放到小河中非常容易，但是想把释放出的东西聚集起来、回收起来却相当困难，即增熵容易减熵难。某流域采用一系列技术增加了沿岸居民的经济收入，但是此过程污染了河水，而如今试图让河水清澈起来需要的新技术（包括社会技术）非常复杂，支出巨大，成效不明显。

卡拉什尼科夫研发AK47有相当的技术支出，但是这个支出相对于将AK47去除的支出，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研发和生产AK47的收益是明确的，是少数人得利，受害的或者感受到威胁的是大多数人，然而想去除AK47的影响或者限制其滥用的花费十分巨大并且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世界上不再生产这种步枪，其技术也可能稍加变化而应用到其他杀人武器当中。世界上各国研发核武器都有相当的支出，但是比起限制核武器以及消毁核武器的难度、花销以及时间，原来那些支出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说，去除核武器的影响并预防核武器将来的可能灾难而导致的支出，将远大于当初研发核武器的支出。注意，我在这里并没有否认A技术的效益、好处，以及得到善良人的大力支持。相对于某个时代对于某些人，效益、好处总是有的。只是提醒，研发和实施B技术更困难而且收益不明确。

当下，GMO的研发与释放对某些行为主体而言是有明确好处的，即能给他们带来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但是，其他人得到了什么？不喜欢GMO的人得到了什么？另一方面，若GMO有问题，研发与释放的主体承担什么责任，在社会上谁来消除产生的效应（有一阶效应和二阶效应）？谁来买单？

GMO的支持者和暂时受益者可能会说，人类终究有办法，新的技术一定会诞生，一切不必担心。这是老一套完全没有根据的说辞。根据上述“技术成本非对称原理”，即使有主体愿意研发B技术来试图消除A技术的后果，B技术的成本也远大于A技术的成本。在这里，我并没有断言GMO能否控制得住（偷盗、耍流氓的事从来没有被真正杜绝过，但没有一个社会认为它们是正确的），只是关心是否要提前认真讨论其风险，明确谁是最大受益者，谁是潜在的风险承担者，以及控制风险可能的支出。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