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淑光

【在谈话时，沈先生有时会像孩子一般爽朗地仰头大笑，但是通过多次接触，我感觉到沈先生是寂寞的，有时甚至是忧郁，是担忧。】

2009年岁末，蒙熊卫民先生惠赠他的口述科学史新作《沈善炯自述》，从中熟悉了沈先生的生平：少年求学及初登科学殿堂、负笈海外、归国早期的科研经历、在政治运动中遭受冲击、长夜过后重返科研之路。我对沈先生艰难的治学经历和在“文革”中的苦难遭遇感触颇深，有不吐不快的感觉，遂援笔为文《鲜花、荆冠与舞者》，刊于《科学时报》（《中国科学报》）。

文章刊出后不久，卫民在电话中提及沈先生很兴奋地和他联系，说是看到了一篇对书的评论文章，写得非常好，问他认不认识我。作为末学后辈，一直对沈先生怀有仰慕之忱，再加上对书中一些问题无从索解，遂在卫民的建议下拜访了沈先生。

沈先生时年93岁，满头华发，在四月下旬的春日里依然穿着家居旧棉衣和棉鞋，已经不敏于行，走路时两只脚几乎拖在地面上，慢慢地挪动。他的目光平静温和，甚至有些忧郁，墙上所悬挂照片中那种威严、锐利、自信的眼神已不复存在，看起来已经是一个饱经沧桑的普通老人了。先生非常谦和，反复感谢我撰写书评，说是说出了他心里想说而又表达不出来的话，愿意把我当作一个忘年的小朋友，欢迎我随时来看他。此后不久，卫民约我参与“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中对沈先生的采集项目，于是我和沈先生有了更多接触，其中有几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第一次见面时，沈先生就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不是什么科学家，我的一生一事无成。”后来在做访谈时他又反复提及：你们还是不要访谈我，我不是什么科学家，我有自知之明。说这句话的时候往往还伴着深深的叹息。我仔细观察，觉得这不是沈先生在谦逊，而是他的真实想法。有一次，我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疑惑，向他问道：“沈先生，您一生成就斐然，为什么总说自己一事无成呢？”然而，先生的表现让我觉得问得孟浪了。

当时沈先生胸口剧烈起伏，情绪异常激动，断断续续地说了这样的话：“你们把我看得太高了，我从来没考虑过自己是什么科学家……我是一个农村出生的孩子，到了加州理工学院，因为我的高中等于没有念……我的老师哈洛威士就尽量给我帮助，对我特别好，他希望我回去能为中国做点事情，他经常对我说，沈，你要注意啊，中国需要你。后来他知道了‘文革’中我的遭遇，非常惊奇，说你蛮好的到美国来念书的人，怎么被人家这么迫害，中国是个文明古国，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希望你的事情能够记在中国的历史上。到了2005年，我的老师去世，加州理工的很多老师都认为我会去送别老师，但是当时我夫人病重，我就没办法去。我一生真是运气啊，老师对我真是很好很好……当时我本来可以做更多工作，但是受到太多的干扰。”说到这里，沈先生的眼睛里已满含泪水，这是一个93岁老人情动于衷流下的泪水。

2011年的春天，我去拜访沈先生，先生提起了与胡适先生的三次见面：

在1947年，他在北京大学任助教时接到了加州理工学院的入学通知，但当时国民党政府忙于南迁，出国留学的事情无人负责，因此迟迟无法办理出国手续，沈善炯为此焦虑不已，于是他在一位教授的建议下求助校长胡适先生。胡适先生看了入学通知以后就答应由学校出面办理。此后不久，他果然接到了办理护照的通知，于是再访胡适先生表示谢意。在谈话时，胡适先生拿出一张已签名的支票对他说，此时向政府申请外汇已不可能，但他自己在银行里一直有一笔用来接济青年学生的私人存款，可从中拿出90美金给沈先生作为旅费，但是希望沈先生在拿到奖学金以后尽快把钱还回银行，供其他学生使用。

在这次谈话过程中，胡适先生接到了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要来访的电话，但他并没有因此中断与时年30岁，尚默默无闻的沈善炯的谈话，而是在电话中说道：您不要来了，我现在有事，稍后会去看您。然后继续和沈善炯娓娓而谈。在沈善炯即将离校赴美前夕，胡适先生又在百忙中约谈沈善炯，他郑重又诚恳地说到，通过几次交往，发现沈善炯有几个要注意的地方：沈善炯曾经说过他在加州理工的老师哈洛威士即将获得诺贝尔奖，胡适先生认为在成为事实之前，这样说是不严谨的；沈善炯在表达自己的意见时经常会说某某人也是这样的想法，胡适先生认为这也是不妥当的，自己要说要做的事为什么要搬别人出来，他以此告诫沈善炯要独立思考。

说到这里的时候，沈先生已经哽咽，他拭着眼泪，嘴唇颤抖，断断续续地说：“适之先生，适之先生……我一直没有忘记他的教诲……待人要不分贵贱，要做一个普通人，要独立思考。”这是我第二次看到这位老人的泪水。

在谈话时，沈先生有时会像孩子一般爽朗地仰头大笑，但是通过多次接触，我感觉到沈先生是寂寞的，有时甚至是忧郁，是担忧。他自己也曾多次说过，我这个人有些忧虑。他当时记忆力已经减退了，有两次在我去拜访的时候，甚至记不起我是谁，还要我们一起回忆上次来干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才能慢慢想起我来。但有些东西他一直在固守。他写了一些回忆往事的文章，我们曾经多次提出要看看，他有时会说，我知道你们对我很好，下次我把文章给你们看看。但是到了下次先生又犹豫了，说你们还是不要看了，我这个人喜欢说真话，不讨人喜欢。

2012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我接到了沈先生的电话，声音非常焦虑：“……你说过会经常来看我，说有什么事情可以找你，我现在有一件要紧的事，我已经考虑了一晚上了，没有办法，你好不好现在就到我这里来？”

我急忙赶到沈先生家里，一见面，沈先生就焦虑地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怎么会办这种事……我一晚上就在想，没有睡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又没有人可以问。”他指着地上一盆非常美丽的兰花说到，这是昨天来的两个人送我的，他们说是云南大学的。说着还拿出来两本写着“纪念西南联大75周年校庆”字样的邮票册给我看。

先生说：“这也是昨天来人送的，他们说要搞校庆，我想这是蛮好的一件事。可是后来就不对了，他们拿出了一个盒子，里面装满了泥，让我把手印按在泥上，我当时不好拒绝，后来他们走了，我想这不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要我的手印做什么呢……我怎么会做这么一件事，我一晚上都在想，睡不着觉……你说他们拿走我手印做什么，要不要紧……”先生叹息连连。

我深知这种焦虑背后的原因：先生在以往的苦难遭遇中，曾有被连续刑讯逼供，却坚决不肯在子虚乌有的材料上按手印的经历，这已经深深积淀在他的记忆深处，删除不得。在我尽力进行了解释以后，先生还是不放心，连连追问：“真的没事吗，真的没事吗？”最后他终于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这是95岁的沈先生让我感到心酸的一件事。

很久没去拜访沈先生了，时时会想起沈先生在每次送别我时说的一句话：欢迎你经常来，来看看我。或许有更多的老人同样寂寞并怀有忧虑和恐惧？让我以《鲜花、荆冠与舞者》中的两段话作为文章的结尾，也作为祝愿吧：

“本书不仅是他个人的经历，还可看作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众多海外归国学者经历的一个缩影，他们大都有着相同的际遇。窥此一斑甚至可洞见新中国科学发展的艰难步履。”

“全书正文共计198页，而记述漫漫长夜（‘文革’中的遭遇）的篇幅就达53页，我相信这不是刻意为之，而是那种苦难经历的阴霾在一个近百岁老人心灵中的真实投射。从正当壮盛的47岁到鬓发斑斑的61岁，共计十四华年。纵然多难殷忧，纵然壮怀难折，纵然戴着荆冠舞出了一片虹霓，可这虹霓原本可以更绚烂、更多彩。时代、国家、社会的悲剧与个人的悲剧交织，让人扼腕叹息……祈愿科学的永远归科学，让科学家永远不要再戴着荆冠和镣铐而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