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校捐赠管理和学位管理未完全纳入法制化轨道，管理不规范，给钱学交易留下了漏洞。

在培养校友捐赠氛围的问题上，国内高校缺乏长远的视角，即应该从学生时代就培养学生的感恩意识，以及学生对学校的感情。

■本报记者 陈彬

最近一段时期，国内众多高校迎来了自己的建校周年庆典。与以往“大操大办”不同，近期绝大部分高校的校庆都很是低调，有些甚至很少见诸报端。

但校庆中，并不是所有内容都是低调的，比如校友的捐款数量。

中国农业大学110周年校庆，收到校友2亿元巨额捐款，这成为了该校获得的最大一笔捐赠。

南开大学建校96周年之际，该校校友向母校捐赠1200万元“贺礼”，用于该校新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的建设与完善。这是南开大学目前收到为新校区建设捐赠最大的一笔校友捐款。

天津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校方共计接受校友捐赠现金1.98亿元，实物370件。现金和实物累计超过5亿元。

……

在世界范围内，每个学校的校庆都会迎来一波校友捐赠潮，这几乎已经是一个“惯例”，并非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但在高校捐赠制度尚不齐备，捐赠体系也称不上健全的中国，当公众将目光全部投到一笔笔堪称巨额的数字上时，有些问题却可能隐藏在了数字的光环背后，让人难以发现。

思考一：数字重要吗

必须承认的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持续发展，以及高校对于校友捐赠的日趋重视，我国高校每年获得校友捐赠的资金数正在快速的提升。

2010年，中国校友会网首次发布了中国大学富豪校友捐赠榜。当年，浙江大学校友段永平以累计捐赠2.48亿元，荣膺当年捐赠榜的榜首；在2011年的榜单上，浙江大学以累计收捐金额5.24亿元夺冠。而当2015年这一榜单再次揭晓之际，收捐额度最高的北京大学已经获得累计20.17亿元的校友捐助，单人捐赠金额也从2亿多元一跃达到累计超过10亿元。

如果不与国外名校相比，仅看这几年的发展速度，这样的数字无疑是惊人的。

“近年来，很多高校都成立了自己的基金会，2014年全国的高校基金会数量已达到456家。而高校基金会接受了大量的捐赠款项，据统计，非公募基金会的一半资源流向了高校。”在采访中，中国农业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周旭峰表示。

校友捐赠数量的持续增长本是一件好事。但遗憾的是，这样的增长让公众和媒体开始过于关注数字本身，而一些高校也由此产生了一些攀比的心理。比如在一则新闻中，湖北某高校“校友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对记者抱怨：“别的大学搞校庆，捐款可能有几亿元。我们学校到现在还不到2000万元，太少了，现在领导都非常着急。”

“太关注于捐赠款项的数量本身，就把校友捐赠这件事看‘俗’了。”采访中，浙江科技学院院长叶高翔如此表示。

在他看来，目前公众乃至于高校自身，在关注校友捐赠数额的同时，对于捐赠背后所反映的情况却关注不够。比如，一所学校获捐赠的金额多，愿意捐赠的校友数量也多，这说明该校已培养出一大批在各行各业取得较大成就，又具有感恩之心和社会责任心的优秀学生，其育人理念和方式必有可取之处；反之，如果一所学校没有或很少有校友捐款，除了办学历史等因素外，是否还应该反思学校自身的办学理念和方法呢？

“事实上，这也是很多高校排行榜都将校友捐赠列为一项标准的重要原因。”叶高翔说，但遗憾的是，很多高校只将目光集中到如何能够获得资金，甚至于用十分显露的方式要求校友捐赠，这与高校的育人理念和办学宗旨显然是不相符的。

思考二：重“大钱”还是重“小钱”

不久前，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曾就校友捐赠问题接受媒体采访。在采访中，陈平原表示，对于校友捐赠，不应该仅仅统计捐款总额，更要统计实际捐款的人数和比例。因为捐款校友的积极性，可从一个侧面观察到校友对于母校的认同感。从这个角度说，各大学除了看重“大钱”，更得关注“小钱”。

对于所谓重“大钱”还是重“小钱”的问题，很多学者都曾发表过自己的观点。比如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就曾表示，重视富豪校友捐赠是学校等着富豪校友的成功。高校只有同样重视普通校友捐赠，确立把校友作为重要办学资源的理念，真正重视人才培养质量和对校友的服务，才会开启良好的校友捐赠局面。

然而在现实中，似乎一些高校更加关注的依然是大额捐款，对于普通校友的“小钱”重视不够。

“所谓的‘小钱’背后，其实代表的是捐赠校友的群体规模，因为毕竟‘大钱’仅仅是个别行为，而大量校友能拿出来的仅仅是小额捐款。”刘静是东北某高校校友会的工作人员，她表示，为学校捐赠小额款项的校友规模，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更能代表校友对母校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但在这方面，我们的关注度依然有所欠缺。

据陈平原介绍，在国外及香港地区的高校，在为校友小额捐款的服务上是做得非常细的。“让你举手之劳就能完成此心愿。”此外，这些高校在他们统计校友会或基金会的工作时，往往会将今年捐赠校友的数量与捐赠总额同时列出。“两个数字都很重要，但前者往往被公众及媒体忽视了。”陈平原说。

思考三：制度如何规范

2014年9月，哈佛大学宣布，由香港企业家陈启宗、陈乐宗创立的家族基金承诺向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捐款3.5亿美元，这是哈佛创校以来收到的最大单笔捐赠金额。

在事后的采访中，对于为什么不将款项捐给国内高校，陈氏兄弟曾发过一次“牢骚”：“在海外，捐钱就是捐钱。但在内地就复杂很多，牵涉很多麻烦，最要命的是花费精神和心血，等于自讨苦吃、自找麻烦。”陈启宗透露，这些“麻烦”包括官僚主义、贪腐及分配不公等问题。

应该说，对于我国高校普遍缺乏运作公开、高效、透明的校友募捐基金管理机制的指责，其实是由来已久的。比如在一次会议上，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首席专家冯用军就曾坦言，我国高校捐赠管理和学位管理未完全纳入法制化轨道，管理不规范，给钱学交易留下了漏洞。

就在不久前，贵州某高校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一则校庆“认捐表”：一棵银杏4万元、升旗台30万元、一面墙200万元……这样的“天价”让不少网友惊呼“买不起”。而在捐赠款项的使用层面，冯用军与其团队发现，某些大学对校友捐赠重视程度和资助方向引导不够、校友捐赠使用效益较低，甚至个别大学的校友捐赠就是一笔“糊涂账”——有些捐赠见诸于大学的新闻报道，但很难搞清楚是谁捐赠的。

之所以产生这一现象，叶高翔表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真正意义的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历史较短。“这使得国内高校的办学积累不够，对办学规律的把握也不够。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耐心。”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每个人都如叶高翔一样乐观。比如熊丙奇在接受采访中就曾表示：“为什么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国外实行的是现代学校制度，校长要对大学理事会负责，不做规范就可被罢免。但国内的校长都是行政任命，问责就出现问题。”

思考四：“短线操作”还是“长线钓鱼”

山东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志业有很多大学同学如今都在国外生活。但借助发达的通讯手段，刘志业也经常和他们聊聊“家常”。交谈中，这些子女都已经在国外大学学习的同学，说起和自己孩子参加当地大学活动时，都颇有感受。“国外大学是在利用一切机会增强学生对学校的认同感，仅就参加活动而言，这些活动中所渗透的文化氛围，可以让学生将学校发展和个人荣辱联系起来。”刘志业说，而国内高校欠缺的就是这种意识。

在刘志业看来，在培养校友捐赠氛围的问题上，国内高校缺乏长远的视角，即应该从学生时代就培养学生的感恩意识，以及学生对学校的感情。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为了摆脱外界对其过去校友捐赠率不高的指责，专门制定了“十四年计划”，即从学生入学开始，就把他们当作学校的“潜力股”来对待，然后在其本科四年毕业后的十年时间里，不间断地给校友提供职业上的支持和帮助，以期将来获得回报。

“高校校友会的工作不应该只是联络校友吃饭、开会。学校应该在校友的发展过程中帮助他，在人力、智力甚至创业基金方面给予支持，这些支持对校友的发展很重要，而这些支持正是校友日后回报母校的感情基础。”周旭峰和刘静都如此表示。

在一篇文章中，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罗志敏将国内高校只惯于在校庆等场合争取校友支持的行为比作“短线操作”，而将国外高校对校友的长期感情投资比作“放长线钓大鱼”。

“国外高校的理念很值得我们学习。”叶高翔说，高校首先需要拥有先进的育人理念，对当前的校友以及未来的校友（学生）尽到自身的责任和最大努力，只有高校对每一位学生成长成才作出了关键性努力，实质性地改变了学生的现在和未来，校友们才会在社会上有竞争力，才会真正对母校有感情。如果学校做到了这点，捐赠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