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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市场价格机制仍未成熟的条件下，探索农产品价格市场化的同时，仍需借助国家宏观调控这只“有形之手”，而国家调控也理应与市场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农产品价格的进一步改革。

■本报见习记者 胡璇子

2014年12月17日，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烟草专卖局下发通知，决定放开烟叶收购价格。

由于烟叶收购价是农产品领域最后一个实行政府定价的品种，此举被视为农产品政府定价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的标志。

与此同时，农业农村改革中，农产品价格改革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集体资产产权改革“三箭齐发”，正在为新一轮改革全面提速。

有关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我国市场价格机制仍未成熟的条件下，探索农产品价格市场化的同时，仍需借助国家宏观调控这只“有形之手”，而国家调控也理应与市场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农产品价格的进一步改革。

烟叶收购价格放开，对卷烟市场影响不大

去年12月17日，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烟草专卖局下发《关于放开烟叶收购价格的通知》。

通知宣布，自2015年度起，放开烤烟、白肋烟、香料烟等各品种、各等级烟叶收购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中国烟草总公司可根据种烟成本收益、工业企业需求和行业发展需要，自主确定烟叶收购价格。

长期以来，烟叶收购价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国家烟草专卖局制定，价格制定区分具体品种、等级和地区。

据业内人士透露，好品种的最优等级与普通品种的最低等级之间，收购价格的差距可达10倍左右。收购烟叶时，不同品种和质量的烟叶按不同价格过磅入库。

“这几年由于气候原因，主产区的烟叶品质不是很好。近些年国家又提倡禁烟，因此卷烟的销量不是很好，导致烟草库存积压。”一位不愿具名的烟草行业内部人士告诉记者。

发改委表示，放开烟叶收购价格，旨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以“促进烟草产业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曾表示，放开烟叶收购价格，按照市场经济规律，使得质量高的烟叶能卖出好的价格，能够更好地贯彻按质论价，对提高卷烟的质量会有所帮助。

在业内人士和专家看来，烟叶收购价格的放开或许会带来烟叶等级层次的提高，但不会给市场带来太大的波动。

这一方面是由于烟叶收购本身占烟草公司卷烟的销售成本并不高，另一方面在于我国烟草行业实行统一管理、专卖专营的制度，作为原料收购的烟叶，也有别于普通农产品的“特性”。

蔬菜市场价格波动，应加强政府服务

相比于烟叶收购价格，有的农副产品价格在与市场接轨之后，则变得“敏感”。

在1984年以前，蔬菜由政府“统购包销”，后来，随着蔬菜市场逐渐放开，统购包销变为多渠道经营，计划上市变为市场调节，农民也有了更多的自主权。

近年来，生姜、大蒜、绿豆等产品的价格出现了“异军突起”又“忽高忽低”的现象。

在中国蔬菜流通协会副秘书长陈明均看来，这是供需不平衡造成的后果。

“市场配置资源就必须要通过优胜劣汰，必须要通过价格的竞争，它肯定是一个有竞争有淘汰的机制。相对来说，现在是一个买方市场，这也意味着供给和需求并不是刚刚好的平衡，因此，也会有一定的波动。”陈明均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陈明均介绍，前几年，大蒜生姜的价格非常好，农民跟风种植，市场的供应大大超过需求，后来价格低迷，市场不好，大家又不种了，又形成了供不应求的局面。

农副产品价格的波动，不仅让消费者感叹“蒜你狠”，让农民也蒙受损失，贸易商其实也赔钱。

“根据供给规律，在一定产量下价格随着供给和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出现波动很正常，但波动太大，就有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温桂芳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他认为，政府应该担起责任，与市场形成合力。“政府应该在信息发布、政策引导、打开销路等方面多做工作。”

陈明均的观点与此一致。“一方面我们要理性看待市场价格的波动，另一方面，我们要千方百计防止价格大起大落。”

他表示，供求关系失衡主要由两个方面的因素造成，一是种植面积的波动，二是产量的波动。“受自然因素影响，产量的增减难以控制，但是种植面积是可以保障的。”陈明均表示，政府应发挥更大作用，为农民提供更完善的信息服务，对农民的种植进行引导，落实相关的保障政策。

“以信息服务为例，现在的信息发布是事后信息，事前、事中的消息少，信息对生产、流通的指导性也不强。”陈明均说。

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托底”， 试水目标价格改革

“从1999年前后至今，国家一直在积极推进粮食市场化改革，对于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政府按‘托底价’敞开收购，然而托底价逐年提高，使得政策性收购成为市场主力，如2013年国家临时收储的棉花占当年棉花总产量的95%以上，市场价格则是围绕‘托底价’上下小幅浮动。”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慧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从2004年、2006年起分别对主产区稻谷、小麦实行最低收购价制度；2007年以来，先后对玉米、大豆、油菜籽、食糖等实行临时收储政策；2011年，建立棉花临时收储制度。

“棉花和大豆实施目标价格政策后，政府不干预市场价格，价格由市场决定。”刘慧说，“当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国家根据目标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差价对试点地区生产者给予补贴；当市场价格高于目标价格时，不发放补贴。”

为何要在3年后，变棉花的收储制度为目标价格制度？

“因为国内和国外的棉花价格倒挂，国内价格高于国外价格。”中国农科院棉花研究所研究员毛树春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他告诉记者一则数据：2011年国内棉花加权价格比进口棉花加权价格每吨贵1857元，2012年，这一数字为5972元，2013年，这一数字增加至6403元。

不仅仅是棉花，国内不少农产品的价格已经高于国际水平，成为全球农产品价格的高地，在临时收储政策之下，市场出现了“怪现状”：提高政府收储价格，则可能引起更多的农产品进口；而不提高收储价格，农民的利益无法保障，也挫伤农民种植的积极性。

“一边是库存压力大，国家财政负担重，另一边则是进口量大，走私增多。”刘慧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部长叶兴庆表示，包括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制度等在内的这些调控办法，都是在国内价格低于国际价格背景下建立的，从理念到操作都具有较大局限性。毛树春认为，当时最低价格是针对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背景下出台的，连续提高的最低价格也存在农产品价值背离价格的新问题。

2014年，国家正式取消棉花、大豆的临时收储政策，启动新疆棉花、东北和内蒙古大豆目标价格补贴试点。

据悉，2014年新棉花的价格已经基本与国际价格接轨。据毛树春领衔的项目组监测，2014年度农民交售的籽棉加权价格下降了30%，对于国内的棉花企业和纺织企业来说，这意味着国内棉花的价格回落到他们能够接受的价格区间。

而对于农民和贸易商来说，试点之后，政府不再为价格“托底”。“从新疆试点来看，籽棉收购、加工环节的成本在降低，这也是期望看到的成果之一。”毛树春说。

刘慧认为，目标价格政策下，农民和贸易商的风险加大。“补贴是事后发放，依据的是采价期内市场的平均价格，因此，农民的风险也增大。”而以前贸易商收了棉花之后直接交国储，现在则需要自己去找买家，他们入市也会变得更为谨慎。

“目标价格政策只能保障农民的基本收益。而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种植的积极性，不能单靠一个政策来实现，需要‘一揽子’的政策工具。”刘慧说。

毛树春也强调应明确目标价格补贴的作用。“目标价格政策保障的是农民的基本收益，这不是促进农民务农增收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