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高校学生抗议政府在教育和研究改革方面推出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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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化学工程师Athanasios Konstandopoulos来说，所有的古希腊神话似乎在一瞬间全部上演。以他的气溶胶粒子技术实验室（APTL）为代表，维持这些希腊最出色实验室的任务既需要赫拉克勒斯强大的力量，又需要西西弗斯固执的坚持。

迄今为止，正是这种力量维持着APTL和希腊其他卓越研究中心的科学产出，尽管该国在2010年债务危机后实施了财政紧缩政策。不过5年过去后，当这些旷日持久的紧缩措施将希腊推向另一场政治危机时，科学家们开始担心之前的产出还能维持多久。

2014年，希腊用于研究中心和高校的预算只有2009年的四分之一，教职员工的实得工资也减少了近三分之一。2015年伊始，更多的缩减随之而来，尽管该国实施了一项期待已久的、旨在改革整个研究系统并使其更具竞争力的法律。很多有能力的年轻专业人士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离开希腊，研究人员也在抱怨对日渐增长的官僚主义感到窒息。

尽管紧缩措施背后的“三驾马车”——欧盟、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科学视为经济复苏的根本，但它并未把科学排除在紧缩措施之外。去年11月，旨在变革研究系统的法律获得通过，但比研究人员所期望的更加保守。它将重点放在使高校和研究中心的科学家更容易共享设备以及通过移除官僚主义障碍，使其同工业界的合作更加顺畅上。

研究人员抱怨该法律并未创造一个独立的资助机构（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或英国研究委员会），从而为基础研究提供常规的资助来源。相反，希腊研究人员几乎全部依靠外部资助者如欧盟获得资金。

同时，研究人员认为他们要受制于公共部门在控制公共支出方面的一般规则，尽管这并没有什么意义。一项针对这些规则的申诉获得了成功。不过，政府随后加大了集权力度：从今年1月起，对于每项超过1欧元的开支，研究人员必须向一个集中管理的网络系统报告。“这些规则就像九头蛇一样向你扑过来。”Konstandopoulos说，你竭尽全力地砍下一个头，却发现另一个又伸了出来。（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