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年前，一群踌躇满志的开拓者聚集在天府之国蓉城，背着行囊，穿梭在崇山峻岭间，用双手一点点开始勾勒中国西南的山地。
48年后，山地科学事业成绩斐然，硕果累累：自主创新的泥石流动力学模拟实验厅，堪称亚洲第一；第一个建成的东川泥石流野外观测站，学术成果国际领先；西藏生态安全研究成果，赢得国家荣誉
饮水思源，不能忘却。一代代的山地科学家，行走山地间，用执着守望山地人的理想。
犹存山行掷地声
提到“山地学”，不能不说起已故的我国著名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成都地理研究所第一位到任并主持工作的科学家丁锡祉先生。
那是1978年，伴随着“科学春天”的脚步，年逾六旬的丁锡祉奉命来到成都山地所（当时为成都地理所）工作。
经历了“文革”时期的冲击，早已落下病根的他，仍然忘我地投入工作。
自此，“山地”成了他考虑最多的词汇和问题。
在丁锡祉看来，在山地面积占全国土地面积2/3的中国，虽然要防灾，但如何利用好这片国土才是最重要的课题。
于是，他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将人文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进行综合研究。
“在当时的条件下，他的山地思想很有创造性、前瞻性。”曾任成都山地所副所长的吕祖述说。
年龄没有挡住他与山地的不解之缘。
1986年，年逾古稀，离开领导岗位4年的他，经过深思熟虑，提出构建“山地学”的设想。在当年召开的山地学相关会议上，他的《山地学刍议》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关注与共鸣，被会议论文评选小组评为《山地研究》专刊的首选文章。
成都山地所离退休研究员郑远昌至今忘不了丁锡祉躺在病床上，逐字逐句修改文章的情景：“最后《初论山地学》文章署名的时候，丁老一定要将我的名字加上，这种求实严谨的治学态度深深地影响了我。”
十年之后，80岁高龄的他，仍然对山地学科的理论问题思考不辍，又再度撰写《再论山地学》一文，明确阐释和指出山地学就是山地科学的概念。
斯人已远去，犹存掷地声。
2008年2月18日，丁锡祉永远离开了他挚爱一生的山地。从中央地质调查所参加工作后的近70年里，他的足迹遍及祖国的东北和西南，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我国的地理教育和地理科学事业。
雪域高原夕阳红
2014年11月，退休8年多的钟祥浩获得了“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荣誉称号，手捧着荣誉证书的他，思绪早已飞到了壮美辽阔的雪域高原
十几年前，已从成都山地所所长兼党委书记位置上退下来的钟祥浩，不听家人的劝导，一定要再上青藏高原。十多年来，他连续主持了近十个有关西藏的科研项目。
十年前的经历让他难忘。那次，钟祥浩团队先后作了两年的调查，673户农牧民，4660人。
“在一次沿河野外考察中，天已经黑了，前方无路可走，只有河面上一颗倒下的树连接着左右两岸。没办法，只有硬着头皮上。我们逐个趴在树上蹭着往前挪动，手扶着树的前面，屁股往前挪动一下，而且树上还有凸起的枝条，稍不留意就会掉到河里，就这样我们慢慢地蹭到了河对岸。”谈起那次经历，钟祥浩还心有余悸。
两年的心血，汇集成了约20万字的《西藏农牧民收入现状及增加途径》调研报告。
140万字的基础数据、800多张图表以及20户典型贫富案例翔实而准确，对农牧民收入与支出、制约因素、增收途径、保障措施与政策等问题进行了科学的分析。
这份报告得到了国家发改委农经司领导的高度评价，“是一个比较有份量的报告，很值得全国农经计划系统学习”。
出于对国家和山地事业的责任，钟祥浩和丁锡祉一样，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山地的战略问题。
经过多年的实地考察，钟祥浩率先提出构建“西藏高原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设想。
“生态安全屏障是把人文理念融合进去，在生态保护中求发展，在发展中进一步促进保护。可以说是既要生态，又要安全。”钟祥浩如是解释。
在编制《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过程中，他带领着50多名科技人员，足迹遍布了整个西藏。
很快，这个被中国工程院院士多吉称为“小办公室出大思想”的规划，获得了国家层面的重视。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确立为当年督办的12项重点建议书之一。
在被问到如此高龄仍坚持在西藏一线，是否考虑到安全时，钟祥浩只是呵呵一笑，并未给出正面回答。
然而，早已成为他“西藏事业”接班人的王小丹透露的一个细节，却把以老师钟祥浩为代表的山地人的胸怀一览无余。
“每次师父师母出发去西藏时，总会把一个信封交给我，信封里面装的是家里的钥匙和他儿子的联系方式，‘万一我们回不来了，请将这个交给我的儿子’。”说着，王小丹眼里已经闪烁起了泪花。
如今的他，还是依旧每年进藏，依然每次交待“信封”，为山地，也为他钟爱的那片雪域高原，不停地奔走
山地情怀薪火传
在协助丁锡祉撰写《初论山地学》和《再论山地学》的日子里，郑远昌感受最深的就是丁先生对山地的执着奉献。
“丁先生常说，做个山地人，一要多读、多看（多去野外）、多写；二要有不怕苦、不怕累的吃苦精神和奉献精神；三要有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
这种对国家的责任和学术的热爱，折服了当时很多像郑远昌一样的年轻人。成都山地所离退休老专家郑霖曾多次随同丁锡祉一起去野外考察，“丁先生当时的身体状况很不好，但还是坚持带病去考察”。
王小丹最近正在翻阅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寄来的一本书时，既震撼又感动。在这本《西藏地貌》的书里，他竟然发现了老师钟祥浩的笔迹。“老师不仅认真研读了书的内容，还在上面写了很多思考的话语”，他惊讶的同时，深深慨叹自己的不足。
现在，学生眼中的王小丹也几乎没有休息日的概念，整天趴在桌上读文献，钻在野外做调研。
而在成都山地所里，很多科研人员也和王小丹一样。在他们的办公室里，除了堆放各类书籍纸张，你会发现他们都拥有同样一件物品——行李箱。他们说，我们时刻准备着，拉起箱子，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奔向哪里。
其实，在他们的骨子里就流淌着“山地”的血液中。
从1995年开始，陈国阶研究员就一直从事山区发展研究。近二十年来，他秉承着对山地的深情，以山区发展为己任，更多地从改善民生的角度去关注山区发展。《2003中国山区发展报告》正是他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而为山区发展发出的“呼号”。
“这片土地不会说话，但是它的需求就在那里。”陈国阶深感肩上责任重大。
困扰山区发展的问题很多，需要一批又一批的科学家为之付出艰辛的努力，在山地科学探索前行的路上，山地人的奋进与执著无不与前辈科学家形成的科学传统的传承与弘扬有关。后来者居上皆缘于此。崔鹏、游勇、何思鸣、程根伟、王根绪、贺秀斌、朱波王小丹、李爱农、陈晓清、胡凯衡、周公旦一代代的山地人薪火相传，不断将山地精神传承下去。
“受到重视的时候，我们会去做，未受到重视时，我们仍然会去做。”邓伟将山地人的淡泊与执着，都归结于对山地的痴恋。
他们就是这样一群人。在众人追寻繁华与喧嚣的大都市时，他们的青春和汗水却永远与山地相伴。他们会为每一次山地灾害带给人们的痛苦而流泪，也会为每一次完成应急救灾而欣喜。
他们无愧于“山行者”的名号，皆因“热爱着这片土地”。这样的情怀，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埋首于山地间，正如他们的前辈一样。
如今，山地人依旧会将这些山地大家的故事口口相传，娓娓道来的是教诲，是责任，是执着，是为了服务国家、支撑未来，更是对山地的那份无法割舍的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