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大周鼎：我被神化成受迫害的英雄

CFP供图

□一些好的思路在改革过程中，受到了旧体制的约束，最后往往是事倍功半。

□大学的改革从培养目标上一直在改，但体制从没有变，因为我国大学始终是国家体制下的一个部门，我们的校领导都是有行政职能的。

□我们在制定规则时，有时希望把规则做得越细越好，那么问题就来了，有时规则做得越细，就可能越背离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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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到来前夕，高校“教学和科研孰轻孰重”这个老问题，因一篇感性、决绝的《自白书》，又一次进入公众视野并引发了热烈讨论。

《自白书》的作者是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周鼎，在这篇发布于2014年12月23日凌晨的文章中，周鼎痛陈高校教学、科研、职称评审中的各种弊病。

这篇言辞激烈的文章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刷屏，周鼎本人也卷入了舆论的漩涡。

《自白书》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引起了高校教师群体的共鸣，舆论也以此为由头展开对中国高校教学和科研体制的批判。不过，处于漩涡中心的周鼎认为，自己被一部分人“神化”成了挑战中国现行不合理教育制度的英雄。

他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澄清，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位成一个要去挑战和反抗什么的英雄，而仅仅是享受说真话的乐趣。

职称评审不应变成“选劳模”或论资排辈

中国青年报记者（下称记）：你为什么没有通过职称评审？

周鼎（下称周）：我参加的是学校为一线教师晋升教学型职称开设的绿色通道，没有通过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工作量不够，一个是工作年限不够。

记：你对评审标准有哪些意见？

周：直到今天，我依然跟校领导表态，相对于以前的政策，为公选课教师开设职称评审绿色通道的改革，本身是好的。但我认为改革力度还非常小。

公选课组成非常复杂，有政治课、英语课这样的公共课，也有一些专业课教师面向全校开设的通识教育课。但政治课、英语课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而通识教育课往往带有素质教育色彩，课时较少。但在计算过程中，学校只认课时。

鸡只有两条腿，猫有四条腿，那是不是就是两倍关系呢？政治、英语等公共课与通识教育的公共课两者付出的劳动不是在一个领域里的，所以我认为不能按统一的标准来评价。政治、英语等公选课一周老师至少要上15节，而通识教育课一周只安排2～3个学时。这是1∶5的工作量，人家工作一年，我们要工作5年。

职称评审要求的工作年限是10年，我工作了8年半，没达标。我理解，毕竟这是个“绿色通道”，得用一定的手段去限制人数。但是事与愿违。工作年限也不能说明问题。

如果职称评审最后变成选拔在这个领域工作时间最长、课时最多的人，这是在选劳模，不是在评职称。劳模能不能推动教学改革？这不好说。

记：学校是怎么回应你的？

周：校领导觉得我对他们的努力不够了解，没有看到学校层面为解决这些问题所付出的努力，我个人化的思考和批评演化成了对川大负面的压力。学校的解释是，如果把制度变得更有弹性，就会造成更多的纠纷，引发更多人不满。

但我批评的也都是事实。不管怎样，我认为现在的政策对通识教育课与普通的英语、政治课没有作出清晰的界定，从而导致不同领域的老师被迫在同一个标准下比较、评判，这是不公平的，也彻底违背了改革的初衷。

我理解的改革初衷是推动本科教学，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上课的出勤率。可是课上得多的不一定是课上得好的，学校这样的政策让那些积极上课的老师，最后还是落入论资排辈的怪圈。

既然是要去鼓励对本科教育作出贡献的老师，就不能仅仅按照工作的年限和上课课时去进行评判。学校也认为，这个政策需要改进。

面对旧有的体制，校长也不是万能的

记：你认同学校的改革，学校也认为政策需要改进，应该说你和校方是有共识的，可为什么还会产生这么大的矛盾？

周：我在思考，有很多好的想法，在实施过程中，为什么会变样。

在川大，校长对通识教育非常重视。正因为校长的重视，教务处等部门才有了这样的改革思路，可是在实施过程中还是变了形。一些好的思路在改革过程中，受到了旧体制的约束，最后往往是事倍功半。面对旧有的体制，校长也不是万能的。

另一位校领导说，行政机构的人员毕竟是“屁股决定脑袋”，行政机构不一定了解一线教师的苦衷。

记：你认为大学校长也拗不过固有的旧体制？

周：就像体育一样，当年奥林匹克到了中国，就变成对于金牌数的重视，举国搞体育。现在的科研也是这样，由于科研是服从于国家的计划，计划体制下的科研导向就不可避免具有强制性，这种强制性能出成绩，但效率一定不是最高的。

这些年来，大学的改革从培养目标上一直在改，但体制从没有变，因为我国大学始终是国家体制下的一个部门，我们的校领导都是有行政职能的。

这就涉及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去行政化。一旦去行政化了，在思想领域由谁来监督和管理呢？如果大学不能稳定，对社会的安定又会造成冲击。所以现在的高校就处于“放”还是“不放”的矛盾中，一方面在思想领域方面是坚决不能放的，另一方面在教学领域如果管得过死，教育上就会毫无成就。

我从来没把自己定位成一个要去挑战和反抗什么的英雄

记：你写《自白书》的初衷，不是为了推动制度的改变吗？

周：我是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人，对中国的现实自认为有所了解。再伟大的人，在200年的大变局中，有很多是个人之力所不能及的。所以不是某个人、某个机构作出些改变，就可以把社会里不公平、不合理的东西都推翻的。

在这个事件上，在一定程度上，我被一部分人神化了，神化成挑战中国现行不合理教育制度的一个英雄，一个受迫害的英雄。而我只在享受说真话的乐趣，这更重要。

科研不一定是发表多少篇论文，但科研一定是讲好课的基础

记：你对将来的教学、科研工作有什么打算？

周：这件事后，我了解到的学生的态度，几乎都是对我的支持和挽留。这些让我认识到，我在川大最大的价值就是给学生上这些课。以前我在中华文化课上欲罢不能，师友们都劝我少上课，我也已经多次表达过想少上课的意愿，但迟迟未决。我意识到，放弃公选课，学生的损失最大。这次职称评审给了我一个触动，促使我采取行动了。所以我现在的想法是，调整精力，课还是要上，但要适当减少上课的数量，提高讲课质量，这也是为了更好扮演教育者的角色。

记：你觉得不应该把过多的精力投入到教学上？

周：教学重要，科研也很重要，科研不一定是发表多少篇论文，但科研一定是讲好课的基础，我赞同。一个老师年年重复一样的东西，没有对一个领域的思考、阅读、写作，他的课最后难免沦为一种形式。

国外很常见的做法是老师上半年课，搞半年科研。对我来说，从过去全身心投入教学到现在，早就到了一个停下来去进一步深化自己、把自己一直想做的科研课题去完成的时期。

这个评估体制下，发论文比治病救人还重要

记：科研成果有没有影响你的这次职称评审？

周：没有。这次是“绿色通道”的评审，我的科研成果是没有问题的。

人们对我有一些误解，以为我科研不行，才去否定那些做科研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川大历史学院就是以科研为主的学院，一个历史学博士出身的教师，发表论文不可能成为我的累赘。我一直对科研很用心，也希望写出精彩的历史大作，这是我的职责。

记：《自白书》事件引发了人们对教学和科研关系的讨论，你怎么看？

周：上好一门课是很多老师的追求，没有一个老师以只搞科研、讲不好课为荣。如果在较为宽松的环境中，很多人乐于把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成果。但在量化考核体系严格的束缚之下，人们就必须考虑，这个力量怎么去分？少数杰出教师，科研教学都能兼顾，但大多数人是不能的。

我不是对科研不感兴趣，只是对科研的量化不感兴趣。问题是现在的制度很多是“一刀切”，医生也要搞科研，普通教师也搞科研。

我的一位医生朋友告诉我，他一直在纠结，到底是救人性命重要，还是发表论文重要？我们都知道人命关天，可在现行的评估体制下，谁会关心你救了多少个人的命呢？人们却关心你写了多少篇论文，发表在什么等级的刊物上。

同样的道理放在普通教师身上，大家会关心你发表了多少篇论文，发表在哪里。谁会关心你讲好了几门课呢？医生在救人的性命，老师是在拯救人的心灵。

记：你认为问题出在哪里？

周：我们现在有很多误解，把经济思维放到了文化领域。我们投入多少钱能实现诺贝尔奖的突破？这没办法计算。我们在制定规则时，有时希望把规则做得越细越好，那么问题就来了，有时规则做得越细，就可能越背离初衷。

对于教师可以有一定的评价体系，但一定要宽泛一点，要人性化一点，让每个教师都有在教学、科研上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