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高招录取期间，我收到了某著名中学校长的一封信。大意是他所推荐的一名“校长实名推荐生”因为发高烧在高考中发挥失常，分数只比当地一本线高出十几分。该生所获得的加分是30分，加分之后仍然达不到北大录取线。但该生的确非常优秀，希望我们能够考虑到其特殊情况，本着“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精神，降至一本线将其录取。随信还附上了该生的全部资料，包括医生的诊疗证明。

这位校长的名头很大，经常可以在媒体上看到他关于教育问题的观点，其任职的中学是当地最好的中学之一，每年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数量不少，因此我们对他的推荐信很重视，专门开会进行了研究。

的确，按照“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理念，这个学生具备破格录取的全部理由：校长实名推荐，程序正规，材料齐备，该生成绩一贯优秀，各方面表现突出，谁也不能保证高考时不发烧，如果因为生病导致成绩不高就拒绝了一个本来很优秀的学生，那就失去了北大实施“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意义。

此外，破格录取也有政策上的依据——“校长实名推荐生”可以降至一本线录取。从这个角度出发，如果把这件事做好了，不仅仅意味着挽救了一个学生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对于进一步深化“实名推荐制”，打破“唯分数论”魔咒，推动招生考试制度改革都具有重要意义。

就在我们即将形成一致意见的时候，按照历来的习惯，我将做决定的时间推迟了24小时——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不能只想到有利的一面，更重要的是，我必须要考虑不利的一面。当天夜里我基本上一宿没睡，满脑子都是关于录取与否的利弊分析。凌晨五点，迷迷糊糊中的我突然间惊醒，再也睡不着，索性披衣下床，再次仔细检查了该生的所有材料，斟酌推敲其中可能存在的漏洞。5个小时之后，我们一致做出了不予录取该生的决定。

在那5个小时中，我到底发现了什么呢？

校长的推荐信我看了几十遍。信写得很真诚，也很有说服力。只是，它是打印的。当然，在办公自动化的今天，打印一封信无可厚非。然而，在如此重要的事情上，打印本身增加了一种可能性，即这封信有可能不一定是校长本人写的，或者表达的不是校长本人的真实意思。更重要的是，我发现推荐信末尾的签名，是签名章而非手写签名。这就使得这封推荐信的真实性遭到了严重质疑——它完全有可能是校长身边掌管签名章的工作人员的擅自行为。我不相信校长可以忙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没有时间在这样一封关系到他所钟爱学生前途命运的打印信上亲手签上他自己的名字。

在随信附上的材料中，有医院的证明和医生的诊疗书。这是该生在高考期间生病的有力证明。然而，不可思议的是，这份诊疗书的字迹十分工整，每一个字都清晰可辨。但常识告诉我们，几乎全世界的医生在诊疗书上的字迹都是天书。那么，这份诊疗书之所以字迹如此工整清晰也许就只能有一个解释：为了给阅读这份文件的人提供方便。

在一个崇尚诚信和职业道德的社会，上述两点推测其实很容易得到验证：我们只需要和校长本人及医生本人通个电话，就可以确定推荐信和诊疗书的真伪。但我们没有这样做。关键原因在于第三点，在这一点面前，校长和医生说法的真实性已经不再重要。

在高考之前，该生按照要求参加了“元培综合评价系统”的测试。测试结果显示，他的综合评定值位于所有被推荐学生的下游部分。系统建议的政策优惠为30分，属于倒数第二序列。在参加“元培综合评价系统”测试时，该生没有生病发烧，测试结果应当是其真实水平的反映。换句话说，他不具备降至一本线录取的资格。

于是，在我们做出最终决定之后，尽管录取期间工作任务极其繁重，我还是拿出钢笔，用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台头的信笺，给校长回了一封手写信，详细说明了我们不能录取该生的理由。我想用这种方式告诉这位校长，我们所理解的负责任的推荐信应当是这个样子的。

“北京大学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核心是推荐。推荐要凭良心，更要负责任。它体现的是推荐人和接受方之间最宝贵的信任。这种信任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都在从事教育工作。教育工作者的全部价值和意义在于，通过我们的努力，使孩子成长得更健康，社会变得更美好，国家和民族变得更伟大。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在孩子清澈纯净的眼睛里，老师就是他们的榜样。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生活在社会中，自有诸般苦楚与困难，然而，当我们走进学校，看到一个个洋溢着青春气息的纯真面庞时，我们要竭尽全力克制自己内心的软弱，向他们传递一切真善美的信息和正能量。至于社会的种种艰险、丑恶甚至肮脏，等他们已经形成了正确的价值观后，自会加以甄别和判断。

人们总是说，如果别人都讲诚信，那么我就会讲诚信，否则，只有我讲诚信的话，那岂不是会处处上当受骗？然而，我们很少意识到，诚信作为一种美德，本来就是我们应当日日坚守的，和他人没有关系。

我们不能只是批评，只是抱怨，只是逃离，我们还必须脚踏实地地做些什么。即使不能改变社会，至少也要改变我们自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初社会舆论对“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一片鞭挞时，教育部罕见地旗帜鲜明地表态支持，认为这一制度“是对高校自主选拔录取政策进一步深化的积极探索，是建立和完善教育诚信体系的有益尝试”。

我们正在陷入一个奇特的循环：因为不相信人，所以越来越相信制度，却发现制度实际执行的效果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好，因此越来越不相信人。我们常常忘记了，制度是由人执行的。如果没有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实施，任何完美的制度都会走样，甚至会变成一个坏的制度。

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位校长造假，但我们也不再信任他。他的损失其实很大。另外一位向我们推荐了明显不符合要求的学生的校长，后来也被当地教育行政机关免职。当面对这些人和事的时候，我们总是告诉自己，“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是需要用生命去捍卫的制度。

正如当初公众所担心的那样，在今天的社会大环境下，不是所有的校长都一定会出于对教育事业神圣感的敬畏而秉公推荐学生，但绝大多数校长的确都在凭良心履行了自己的责任。由于并非校长一推荐就可以被录取，被推荐的学生往往要经过多项程序层层把关，我们在实践中有效避免了社会舆论所担心出现的情况。与此同时，就是在这样一个保留和淘汰交替的行动中，我们逐步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中学圈里建立了新的诚信体系。这个体系正在通过教育的传导作用，对其他社会领域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

（作者为北京大学原招办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