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香港恒隆集团陈氏家族9月8日宣布向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捐款3.5亿美元，刷新哈佛自建校以来最大数额的单笔捐赠纪录。而该学院也将以恒隆集团已故创始人陈曾熙的名字重新命名。该事件甫一曝出，就引发网民热议。
国内高校缺乏捐赠吸引力
潘石屹“越洋捐赠”，陈氏兄弟豪赠哈佛，都是中国富人，都是捐赠国外高校，也正因这些关键词，它迅即引起热议。而捐“内”还是捐“外”，这样问题的提出，一方面说明我们的慈善文化还不够成熟，仍有些偏隘；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国内的大学基金会工作难尽如人意。
包含“狭隘”情节的慈善观，不仅在社会公众中存在，在《捐赠法》中亦有体现。2011年5月清华大学“真维斯楼”遭网络吐槽为“卖身”，该楼之后也被迅速摘牌，映射的就是这种不成熟。从法律上讲，现行的《捐赠法》中还明确提出“捐赠人出资新建的工程项目，捐赠人提出工程项目的名称，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冠名捐赠是国外通行的一种捐赠方式，陈氏家族方面就表示，这笔捐款是为纪念自己的父亲陈曾熙。试想，如果这笔钱是捐给国内高校，能冠名吗？它很可能面临各种质疑，还有复杂的行政审查。
在慈善相对成熟的社会里，公益组织应对捐款人承担的责任包括：所有的善款用于帮助实现基金会的使命、获得适当的表扬与认可、获得基金会的审计报告、工作报告以及对捐款人隐私信息的保密等等承诺。而这一系列制度性的保障，在国内大学的基金会依然难以实现，究其表面原因是国内大学基金会缺乏专业化的管理制度，深沉原因是国内大学基金会的理事会大多由大学现任行政领导担任，是大学行政体系的附庸。所以，国内大学基金会如何让自己转变为一个教育类慈善公益组织，而不是大学校长支配的小金库，至关重要。
据哈佛相关方面介绍，陈氏家族承诺捐赠的3.5亿美元，将用于帮助发现和推动应对全球流行病等方面的研究。这表明，陈氏家族不是捐钱给大学盖大楼，而是用于前瞻性地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的是持续多年的研究，也源于此，捐款使用的透明化就成了保障捐赠人捐赠目标实现的重要手段。而当下，国内高校的基金会善款使用，给社会的感觉还是用于盖大楼、奖学奖教、学术交流与开会，而不是学术研究，这也是中国大学基金会亟须通过透明化运作来改变的。 □才让多吉（公益人士）
哈佛们擅长“公司化筹款”
陈氏家族豪赠哈佛，引发一片唏嘘。为什么是哈佛，为什么解囊如此慷慨……这些问题背后，牵涉到的也是美国大学怎么“筹款”的命题。
对美国私立大学而言，社会捐赠是其筹款的主要渠道。全美10所获得捐款最多的大学中，9所为私立大学。为了生存，各私立大学往往会在筹款方面使出浑身解数。
在美国，校董会、校长和教授共同承担大学的治理责任。校董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实行公司化管理，主要通过筹措资金、批准学校预算及物色任命校长等途径为学校的发展“掌舵”。公司化管理的好处在于能更专业地“敛钱”、更透明地“花钱”。像哈佛，拥有北美最古老的校董会，也是美洲现存最早的公司。
在大学内，作为校董会资深成员的校长，筹资能力极为重要。学术事务的管理则主要由教授组成的学术评议会完成，在预算制定和具体开销方面拥有相当大的发言权。如果教授们感觉意见未被尊重，还可联合起来把校长“炒掉”。这种分工协作的资金运作模式，也保证让捐款能通过学术活动实现特定的公益性目标。
与母校“有感情”且事业有成的校友、院友们，则是重要的筹资对象。在激烈竞争下，有的学校不惜鼓励跨学院募集，成立海外校友会，以专业团队负责海外“金主”的劝募。此次陈氏集团给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捐款，亦是循此途径。
同时，就像僧人往往托钵行脚接受布施一样，大学在接受捐款后对应的“礼数”也不可少。让捐款人感到荣耀，才可能产生“大家一起捐”的示范效应。为动员校友们的积极性，美国大学一般都设有校友会及从校友中遴选产生的监察委员会，“巡视”和监督学校发展。对大笔捐款，冠名权和成为校董也是理所当然的。如哈佛大学最早就叫“新学院”，后来为感谢牧师约翰·哈佛的捐赠才改名为“哈佛学院”。
当然，美国私立大学竞相争夺社会捐赠的背后，也有很多问题。在“精英治理”占统治地位的美国社会，名校校友间动辄相互扶持、提携，对社会资源的隐形垄断也如影随形。这种负面效应值得警惕，也是国内高校借鉴“他山之石”时当纳入考量范畴的“另一面”。 □史泽华（北外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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