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肯·昂巴克

学者是管理起来十分困难的一个群体。毕竟，进行批判式思考本身就是学者的工作之一，他们天然地对权威抱有怀疑态度。这也就意味着，管理大学里的一个系所或者学院被普遍认为是一件矛盾的事——“管理”是大学校长们所做的事，与此同时，大学里的学者们又尽力避免“被管理”。你不想被这两种立场困在中间，那又该怎么办呢？

当我告诉人们，在英国诺丁汉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是我人生中最令人激动的经历之一时，许多人都认为我有点怪，甚至可以说有点儿神经。以下是我为院系管理者所提的一些忠告和建议：

第一，不要陷入通过拼命地显示权威来管理教工的困境。你无法迫使学者们改变，但是你可以激励他们和你一同好好工作，让他们追寻令人兴奋的创意。向他们描绘所在的院系乃至大学的美好前景也是激励的方法之一。

第二，接受“变化是必然”的这一观点。当知道新生日后所需要缴纳的学费时（编者注：指英国大学本科生学费涨价一事），我担心这会使得学生远离那些好奇心所驱动的专业（比如历史）而选择更加职业导向的课程。事实证明，我想错了。技术和全球化意味着大多数工作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许多变化几乎超出了人们的认知。因此，一个人能获得的最好的工作培训是学习成为一个好的学习者：能够在表面一片混乱中理清真相，永不认为自己已经获得了确定的标准答案。而历史能够很好地培养人们这两项素质。因此，由于雇主们日益喜爱历史，我们的学生数量也保持增长，这给了我们系招收新同事的机会。而我此前并未作为主导者参与过这种招聘事宜。除了招聘领域内的优秀新人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提高方法呢？

第三，准备好借鉴国外经验。我在诺丁汉大学的经验可能有些特殊：我们在中国和马来西亚都有分校，而且，由于我们的学生四处交流，所以为了提供真正全球化的教育，我们这些教师也到处跑来跑去。但是无论你在哪儿，你的院系所教授的学生都应该来自世界各地。你应该以更大、更全的视野来观看世界，尽可能多地旅行。我很难向人们说明在亚洲的工作是怎样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对于人生、历史和高等教育的观点。在历史变化和社会流动的速度方面，中国尤其会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感观和触觉。

第四，和其他院系一同开展工作——要知道，你和其他学科可不是战争关系。我花了大量时间和来自政治学、神学、法学以及其他系的合作伙伴们一起，探索彼此之间如何能够更好地一道进行科研和教学，探讨在一个大问题下我们各自有怎样的独特视角。这些大问题包括意识形态对于普通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什么引发了宗教暴力，以及不同的社会对于环境危害有怎样不同的反应等等。不要担心这会把学生搞混乱。去年，在我的法西斯主义单元课上，半数学生来自历史系，半数来自政治学系，而这堂课上的讨论是我有史以来看过的最生动、最活跃的。

第五，与学术界之外也建立联系。作为院系领导，事实上，你就相当于你所在院系之于更大世界的“大使”。与外界联系的机会正在以几何级数增长。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帮忙组建了一个慕课课程。订阅课程的学习者数量数以万计，而且来自世界各地。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考虑全新的教育方式。在这项工作中，我与许多来自其他学科以及各个分校的同事合作，整个工作团队还包括来自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以及电影工作室的伙伴们。

上述所有的事是否不算正当的学术工作？既算，也不算。我当然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写我的下一本书。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作为历史系主任的经历也对我日后写作的内容，甚至写作的方式都有很大影响。

（作者系英国诺丁汉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本报记者韩琨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