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呼吁勿把代际遗传风险矛头单指向女性。图片来源：Megamix

当前，从民间医药到流行文化，人们似乎对孕期母亲的经历与对其后代的影响之间的关联，有一种特殊的迷恋。

对生命早期的代际遗传风险的研究与看似无心的讨论同样会给女性带来伤害，美国哈佛大学科学史与女性、性别、性问题研究领域副教授Sarah S. Richardson及其同事在《自然》杂志撰文指出，当前，从民间医药到流行文化，人们似乎对孕期母亲的经历与对其后代的影响之间的关联，有一种特殊的迷恋。相关讨论的最新一波浪潮就来自表观遗传学研究领域，该学科主要分析母亲行为对影响基因活动而非基因核酸序列的基因遗传性改变。这些基因改变或修饰作用已被认为是胎儿未来可能承担的风险，如肥胖、糖尿病以及对压力的不良反应等。

关于子宫环境对后代的长期影响也是一个正在兴起的研究领域——即健康与疾病的发育起源（DOHaD）的主要研究问题。DOHaD或许可以给涉及父母和儿童的政策提供理想化的指导，但是它过度夸大和过于简化研究结果，并把女性推向一个“替罪羊”的角色，从而导致对孕期女性的过度监控与管制。专家呼吁研究人员、媒体官员以及新闻记者想一想，这些不负责任的讨论可能给女性造成的伤害。

前车可鉴

以孩子的健康问题来指责母亲有很长的历史沿革，一旦有孕期母亲行为可能对胎儿造成伤害的证据苗头，就会导致对母亲的过度监管。胎儿酒精综合征（FAS）在上世纪70年代首次被发现时，被认为是一种由于孕期酗酒而引发的婴儿身体和精神障碍性疾病。1981年，美国卫生部长倡议把孕期妇女饮酒视作不安全的行为，结果孕期饮酒不仅会受到社会非议，还被认为是犯罪。酒馆和饭店被要求张贴“饮酒导致出生缺陷”的警告，很多饮酒非常节制的女性在怀孕期间也停止了饮酒，但FAS的发病率却并未降低。

尽管孕期饮酒过量的确会危及婴儿健康，但适量饮酒的风险却被政策制定者过分夸大，近期丹麦国家生育团体的相关研究已经重申，该研究并未找到母亲孕期适量饮酒会对孩子造成不良反应的证据。然而，在很多情境中，孕期饮酒的妇女都遭到社会的强烈谴责，只要呷上一小口，她们也会因此极度内疚和自责。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掀起一阵快克可卡因的浪潮，导致媒体疯狂地围绕“可卡因成瘾婴孩”大做文章。吸毒的孕期女性不仅丧失了社会福利，还被投入监狱，孩子也被强行从身边抱走。超过400名怀孕女性（多数是非洲裔美国人）以危及婴儿健康的罪名被起诉，而那些曾在母体中暴露在可卡因下的婴儿也在生物学上被认为是下等人。如今，研究已经证明暴露在快克可卡因环境下对婴儿健康造成的影响并不会超过烟草或酒精的影响，但对吸食以上两种毒品的孕期妇女进行犯罪指控的做法仍在继续。

祖辈们也会找一些责难妇女的借口。上世纪70年代的“冰箱母亲”就是对那些情感上缺乏温暖导致孩子产生孤独症的女性的一种轻蔑称呼。直到19世纪，医学领域的文本还把出生畸形、精神缺陷及子女犯罪倾向与母亲的饮食、神经系统及怀孕期间的交友情况相关联。

今天公众对DOHaD研究的反应与过去那些令人困扰的日子极为相像。当前非常强调母亲个人对胎儿健康的影响，而社会因素的影响却几乎未被注意到。当前关于母亲对婴儿影响的研究已经超出实用程度，几乎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背景信息很关键

健康信息网站WebMD上2013年的一个故事让人们看到了一种更负责任的报道。该报道阐述了如果母亲在孕期感染流感，其后代罹患躁郁症的风险会是往常的4倍，但文章同时强调总体观察到的风险较小，且躁郁症具有可治愈性。文章还表示，相关研究只考虑到其中一种潜在风险因素，且没有建立因果关系。该文章标题也没有用唬人的数字作为噱头。

而2012年的某封面报道就没有给出足够的背景信息。该报道称，大鼠在孕期保持高脂肪饮食会导致第二代后代的癌症发病率达到80%，而那些饮食受控制的大鼠后代的癌症发病率则为50%。其中一篇文章的题目则是“为何要担心祖母的饮食习惯”，而另一篇文章也用了同样具有警示性的标题“吃薯条前想一想你影响的不只是两个人”。

而这些文章并未指出，那些大鼠是用来研究癌症风险而喂养的，也没有指明其前后矛盾的结果：雌性大鼠的第三代后代实际上比那些饮食受到控制的同代大鼠产生肿瘤的风险低。

论据不充分、前后不搭调的问题在一些本意良好的教育资料中也会出现。如由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研究人员合办的网站beginbeforebirth.org赞成“支持和照料怀孕妇女”。但该网站的一段视频却描绘了一个19岁男孩抢劫入狱后被释放的故事。“或许这个故事再次把我们带到了母体对婴儿的影响方面。”视频中的旁白说，“照料好孕期女性是否可以成为一种防止犯罪的有效途径？”从好的方面来想，这些暗示均是对现有研究结果的夸大。

指责女性的背后

现在，越来越多的DOHaD研究也认识到父亲与祖父母辈对后代健康的影响。研究表明，饮食和压力会改变精子的表观遗传性，从而增加后代罹患心脏病、孤独症和精神分裂症的风险，人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父亲的行为对母亲的身心状况产生的影响。同时，种族歧视、营养缺乏及过度暴露在有毒有害化学环境中等社会因素也会对后代健康产生影响。

从大的视角来看，DOHaD给提高女性与男性生活质量方面的政策提供了基本原理。它的研究结果不应总是被用来训诫女性，就像2014年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一则对小鼠表观遗传学研究的报道一样：“如果你不想孩子出生后，一生都受到肥胖的困扰，孕期保持健康的饮食非常重要。”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时间或没有能力购买健康食品的女性来说，这些建议又有什么用呢？

在指责女性的背后，有4个方面需要引起注意。首先，避免没有证据地把动物研究结果推及到人类身上，因为实验室的动物往往寿命更短，体形更小，动物模拟结果并非是人类生育方面的理想代言者。其次，应该同时强调父亲和母亲两个角色对后代的影响，以平衡过于强调母亲行为影响的失衡现象。再次，应该考虑到遗传的复杂性。母体的一些行为可能会增加或降低风险，但其他如基因、生活方式、社会收入、环境等错综复杂的因素同时交织在一起，而目前对它们的关注度过少。最后，应该认识到社会的角色和责任。很多DOHaD发现对代际遗传会产生影响的压力源与社会阶层、种族、性别都息息相关。这说明需要通过社会改变健康水平，而并非女性个人提供解决之道。

尽管回顾之前对孕期女性的过度指责可能会对DOHaD的一些研究成果有负面作用，但这将有利于科学家通过不限制女性自由的方式提高健康水平。 （鲁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