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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

世界再生医学领域的大师级学者、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发生与再生科学综合研究中心副主任笹井芳树于8月5日自缢身亡，终年52岁。

笹井芳树指导的学生小保方晴子，今年声称发现了“STAP细胞”，这种细胞被视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型万能细胞，却被发现该论文存在着造假行为。由于笹井与“STAP细胞”论文关系密切，巨大压力导致笹井芳树走上了不归路。

刘汉振：笹井芳树先生被誉为日本最接近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日本国内与世界各地都为他的自杀感到惋惜，为何一个年富力强的科学家要自杀？

李明波：日本素以切腹自杀闻名于世。它也是日本武士阶级在大约700多年的时间里一种为名誉而死的形式。虽然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废除了武士阶级，进入了现代社会，但自杀的传统却延续了下来。

日本自杀率雄冠全球

王希怡：我印象中日本有很多名人都是自杀的。像大文豪三岛由纪夫，就是选择切腹自杀来终结自己宝贵的生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是在工作室含煤气管自杀。也有不少日本官员和企业家因为丑闻而自杀。

但有意思的是，同样是学术造假的韩国人黄禹锡却没有自杀。

刘汉振：日本确实是一个自杀大国。根据日本政府2014年版《自杀对策白皮书》的数据，2013年度日本全国自杀人数为27283人，每天平均74人自杀，自杀率雄冠全球。

李明波：谈起自杀，我想到了日本的樱花。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喜欢樱花，但你可能不知道日本人喜欢的，并不是樱花花开繁盛的灿烂，而是樱花飘落的凄美。

每年的樱花时节，在不断凋零的樱花下，日本人喜欢一边喝酒，一边唱着略带悲凉的歌。这是日本人从古至今延续的传统。

王希怡：日本人选择自杀用意很明确，以死谢罪，用自己的死来承担责任。同时也是希望丑闻不要再继续发酵下去了。

刘汉振：你提到了“以死谢罪”，我想换一个词“以死雪耻”会更好。日本有一个耻感文化。我留意到很多日本网民的留言，他们提到了日本文化的一点好处，就是你一旦死了，别人就不会再追究了。

李明波：你提到了耻感文化这个词，我想用这个词来理解日本自杀泛滥的现象非常好。70年前，美国文化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这本书中，透彻地分析了日本的耻感文化。 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

王希怡：和耻感文化相对应的是西方的罪感文化。在罪感文化中，名誉的含义就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而生活。

李明波：对，用更通俗的语言来解释就是说，日本人太在乎外界的评价，而西方人更在乎自己内心的评价。

刘汉振：在日本人看来，自杀并不像西方人所认为的是罪恶的，或是精神方面有什么疾病。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国家一直承袭着一种“自杀高贵”的观念。

李明波：对，日本人认为死是一种解脱，人死的时候，家人和自己都不需要过分悲伤。因此，他们对死亡表现得很平静，并不惧怕死亡。

刘汉振：日本人对外界压力的反应过于敏感，还容易产生一种从众心理。像日本学校里经常会出现“欺凌现象”，一群人去欺负一个弱小的人，看起来不可理解，背后就是一种从众心理。

利益渗透导致干细胞研究造假泛滥

王希怡：具体到笹井芳树自杀这件事，确实对日本学术界的声誉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他承受的压力确实能想象得到。

刘汉振：其实，笹井的自杀很大部分责任要归结到日本媒体上。造假丑闻曝光后，日本媒体对于这对师徒的各种报道是铺天盖地，甚至还津津有味地描写两人去情人旅馆开房的细节。

李明波：耻感文化里提到的外界评价，在现代社会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媒体的压力。

王希怡：这种学术丑闻，除了学者个人的问题，也有大的社会问题。各国的科研竞争压力太大，很多学者着急出成果，有时候就会偷着找捷径。特别是笹井从事的医学生物领域，牵涉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导致很多学者很难静下心来研究。

李明波：对啊，韩国的克隆之父黄禹锡也是在这个领域造假。

刘汉振：美国有媒体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就质疑为何干细胞领域为何如此多的研究造假。他们的解释也是认为过多的经济利益渗透到了学术研究中。

日本自杀者7成是男性

王希怡：其实笹井芳树自杀事件，背后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该丑闻的直接当事方小保方晴子是位女性，为何自杀的却是笹井芳树？

李明波：我来尝试回答一下你的疑惑。我查到了一组数据，日本的自杀者中，男性比例一直居高不下，占整体的70%以上，能看出来这确实并非个案。在日本，男主外、女主内，男人承担了更多的生活负担，同时男人的家庭生活很少，早上7时出门，晚上11时回家，真正了解日本的人都知道，日本男性是最悲惨的，一方面要负担整个家庭的生活，另一方面却没有时间与家人交流，一旦工作上出现问题就容易走上极端。

刘汉振：虽然日本人以“隐忍为美”，但太多压力积累，使他们在情绪爆发时难免会选择极端的方式。（原标题：明星教授造假自杀 日本耻感文化作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