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饶毅说作为北大一名教师，他的部分职责就是当“知识的搬运工”，如今是借用新媒体来搬运科学知识，以期将科学精神融入到文化里。本报记者 邱晨辉摄

7月23日，科学家饶毅骑着自行车，怀抱一摞科学杂志，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让中国青年报记者给他拍了一张照片，他说，作为一名北大教师，他的部分职责就是当“知识的搬运工”，他希望借用新媒体来搬运科学知识，以期改善中国科学文化环境。（饶毅科学网博客）

此时，他的一篇题为《赛先生在中国还是客人么？》的文章，正在科学圈的舆论界发酵。

这篇文章是由饶毅、鲁白、谢宇三位科学家联合主编的公共账号“赛先生”的创刊词之一，对他们而言，95年前那场喊出“赛先生”（Science，科学）口号的运动是科学追随者们理想主义的滥觞。

正如这3位在国内外都颇具影响的科学家主编所言，希望借此打造一个科学共同体的发声平台，推出优质的科普文章，以期达到梁启超先生的期许，让“科学精神进入中国文化的内核”。

新一代海归科学家改善中国科学文化环境的一次尝试

7月21日，饶毅将题为《赛先生在中国还是客人么？》的创刊词发上了博客，他在文章里列举了几处材料来说明所谓“中国古代科学先进、明清才衰弱”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毕竟，“中国历史上的科技成就以技术为主，科学不是没有，但很弱”。记者看到，这个观点随后引发了数百条跟帖讨论——

什么才是科学，四大发明究竟算不算科学，我们古代科学技术到底领先国外多少年？

饶毅曾被卷入转基因问题的论战，他认为由不懂分子生物学的外行不断挑起的转基因论战，经常陷入极端化的情绪表达，并让阴谋论、谣言论等甚嚣尘上。

这一次也不例外，“有些人只有情绪，而不了解科学史实”。他说，当初在写这篇文章时，曾有懂科学史的专家认为，“西方科学领先中国这一点是常识，文章新颖性不够”。文章发表后的效果却让他们诧异，“原来在科学史家内部看来已经是常识的东西，对公众而言，未必”。

他说，有些中国科学界人士也不清楚这一“常识”，“当常识性错误和已被戳破N次的谎言还在满天飞时，你就能意识到我国科学精神的缺乏”。

事实上，早在2010年，饶毅和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归国不久后，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联合发表社论，毫不避讳地批评中国科研经费分配体制及科学文化问题。那时，饶毅被外界称作敢言的“批评者”。

如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包括饶毅在内的新一代海归科学家改善中国科学文化环境一次身体力行的努力。在他看来，课堂上的传道授业和课外的文章分享殊途同归，都是一个师者应该做的事情。

回国后，饶毅一直保持一个习惯，即阅读大量科学期刊，比如Science，Nature，Cell等等，一旦看到好文章，他便会通过电子邮件将文章转发给朋友们上大学和读研究生的孩子以及自己的学生。饶毅也会跟他的朋友解释“您的孩子在研究什么”。

只不过，今后，他准备用新媒体的方式来承载曾经的这些科普工作。尽管到现在为止，饶毅对这个“别人拿我手机强行装上去”的微信软件玩得不甚熟练，只是把他的文章和推荐的文章给编辑们。

作为“赛先生”的联合主编，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鲁白也不关心“目前到底有多少粉丝”，他关心的是如何让“科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就像体育，就像足球，不应该仅仅是运动员的快乐”。

“在科学进步发达的今天，科学已融入我们日常生活，一天都离不开的手机、网络和药品，这些都是科学成果，来自于科学研究和转化，来自于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的工作。科学就像饭和水一样，平常、普通，但又必不可少，但是今天的平民百姓还没有很强的科学意识。”鲁白在创刊词中写道。

很多教授谈的多是你发了什么文章，他得了什么成果

现实却像饶毅在创刊词里所说的那样，“前景有忧”。

如今的教授们谈起科学，谈的多是“你发了什么文章，他得了什么成果，或是谁获了什么奖”，让饶毅无奈的是，鲜见有人在私下交流时说“目前最有趣的科学研究”，“对这个研究的初步、探讨性想法”这些真正属于科学家该谈的话题。

饶毅说，有些人对科学实质了解不够，希望中国“不打好地基就建楼”，急切要求将研究转化为应用，甚至讥笑和抨击基础研究，却不知先进国家在相当大量和高质量的科学研究后，才产出少量有应用价值的成果。

“赛先生”的联合主编、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谢宇在创刊词里写下这样一段话：在中国，社会科学经常是打着科学旗号而毫无科学内涵的伪科学。

他至今记得，有一位大学校长曾经对他说：“我们的社会科学家常常只有‘社会’，没有‘科学’。”在谢宇看来，这一讲法非常形象。

正如饶毅和施一公此前在《科学》杂志上所批评的那样，中国现有的评审制度也在恶化中国的科研文化。

鲁白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中国的科学文化被一个“不需要动脑筋”的评审标准绑架了——论文发在什么级别的杂志上算几分，发一篇文章给你多少钱，这就像告诉一个小学生，哪个杂志多少分，你要一年发多少篇，他就会跟着去做了。

“科学和利益挂钩了。虽然是鞭策，但和完全出自兴趣是不一样的。”鲁白说。

在3位科学家看来，“这件事之所以那么迫切”，更在于中国当下一些落后的习俗与不良的人际关系继续制约着科学人才发挥作用。

“枪打出头鸟”的社会习俗是科学创新的死敌。这是饶毅在创刊词中写下的一句话，他说，在科学界，迄今未能解决创新需要冒尖的文化与我国传统中庸文化的冲突。

无独有偶，在一次有关“中国科学的发展困惑”中，鲁白也就“中国文化里面缺少竞争、追求自我、追求第一的氛围”谈过自己的想法，他引用杨振宁的一句话说，犹太人和中国人不一样，犹太人就是那种想要把你打败，而且很“自私地”想要把你打败。那么多获诺贝尔奖的人都是犹太人。可见，科学要有这样的氛围。

反观国内，鲁白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不少人把科学拿来作为谋生的手段，或者仕途进取的一种工具，而不是把科学看成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是我生活里的一种需要，所以还是客人”。

坚持科学，是需要有理想作为内在驱动力的

如同科学本身，关注的是未知的和未来的事物，3位科学家关心的也不只是当下。就像饶毅担心起“未来会不会有人不愿来做科学家了”。

他在创刊词里写道：近十几年来，中国社会和青少年越来越热衷于付出少而收获大的职业，对科学的热情越来越小。一个很有可能的后果是：我国科学的最高峰就在今后30年内，原来有热情的人继续努力形成中国科学的上升曲线，而后继人才短缺形成科学的平台期或下降曲线，它们的交汇或许将决定我国科学未来走向。

饶毅的说法并非没有佐证。一项针对我国30多年来的高考状元所选专业的研究显示，在1977～2013年能获得资料的状元群体中，就读经济学专业的人数最多，有288人；工商管理专业有283人，居第二。而中国科协在2012年一项针对1383名6～12岁的孩子的调查结果显示，仅有不到四成的孩子以当科学家为自己的愿望。

鲁白是在上世纪80年代读的大学，那时，他身边读书读得最好的同学，总是想要做科学家，如今，他身边的年轻人更多的想要去从商。

3位科学家的举动在科学界影响不小。中国科协调宣部一位领导第一时间推荐了这个账号，他写道：在寡言笃行被定义为科技界默认模式的当下，我们实在需要特立独行的学者，光脚也好穿布鞋也好，开微信公号也罢，不求臧否合宜，但求独立人格。

饶毅的创刊词，让这位科协工作者想起一年前读《科学的历程》时写下的感想：科学史的写作，从来是一件困难的事，为中国的读者而写，恐怕更难；这一点，看看眼下关于转基因的断裂式争论，就可以大致了解。

在接受中青报记者采访时，鲁白最后补充道：“我们是民间自发的传播方式。我们这一批人能够坚持到现在一定是有理想作为内在驱动力的。哪怕我们不是年轻人，但我们仍然被理想激励着。”

本报北京7月2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