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自然》主编：希望未来与中国有更多合作

菲利普·坎贝尔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合作活动，提高《自然》期刊在中国的知名度，并在未来有更多合作。

■本报记者 冯丽妃

他是英国皇家天文学会会员、英国物理学会会员、全球著名科学类期刊主编。至今，他的编辑生涯已历35载。其间，他曾追随理想的“心跳”，离开《自然》，独挑大梁，开办新刊《物理世界》，随后又重归《自然》。近日，英国《自然》杂志主编菲利普·坎贝尔（Philip Campbell）接受了《中国科学报》记者的采访。

《中国科学报》：是什么原因让你1988年离开自然集团筹办《物理世界》？后来又为何重新回到《自然》？

坎贝尔：我被聘入《自然》是在1979年，主要目标就是促进物理学内容的发展。《自然》需要一名物理学家帮助发展纯物理学方面的内容，因为天文学、气候学等学科已经是强项了。

我从小的科学兴趣就是天文和物理学，我对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也很感兴趣，而当时的《自然》在物理学方面仍处于成长期，在一定程度上不能满足我的兴趣。彼时，英国物理学会决定创办一本全新的物理学刊物，这对我来说可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在《自然》做了9年的编辑，有一定经验，于是通过申请得到了这个职位。我很高兴这是一份非常不错的工作。

在《物理世界》工作了约8年后，《自然》时任主编，也就是我的前任John Maddox先生退休了，所以我就再次通过申请回到了《自然》。

《中国科学报》：哪些文章是你感兴趣的？

坎贝尔：一篇有价值的文章可以是一项技术上的突破，它会激励很多研究者；可以澄清物理学或生物学领域的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很多人想要求解的；也可以是有重要社会意义的研究，与某一社会问题相关联，比如某一流行疾病的进展，这些研究可能在流行病学上不一定有所创新，但疾病本身却在时下最受关注并需要知道结果。

当然，最好的文章就是全新的发现、完全出乎预料的发现，例如《自然》首次刊出的关于围绕太阳系外恒星的行星、首次在印度尼西亚发现有着“小矮人”绰号的弗洛里斯人的文章，这些都是完全出乎预料的发现，也是我的“最爱”。

《中国科学报》：很多人认为《自然》是一本科普期刊，对此你如何看待？

坎贝尔：很难评判公众的感觉和认识，但我可以谈一谈我们所做的工作。1869年《自然》创办的时候，我们的定位是面向所有人，包括非专业人士、公众，还有科学家。五六年前，我们重新推出《自然》网络版，并决定将其读者群定位为“研究者群体”，而非普通大众。但这个群体是广义上的研究者，例如很多生物学上的文章物理学家也能看懂，所以与一些专业性很强的文章相比，我们的文章更容易理解。

而且，《自然》中还有些话题与科学、公共政策、社会以及伦理学相关，对于关心这些问题的人来说，这些文章就是为他们撰写的，不论他们是公众，还是科学圈的人。所以我们的读者群涵盖普通大众和研究者，但主要读者对象仍是研究者。

《中国科学报》：很多科学类期刊会发表一些综述性文章提高刊物的影响力。你认为这种做法是否可取？《自然》如何提升与保持其影响因子？

坎贝尔：一些期刊喜欢在年初的时候刊登全部的综述性文章，因为这样一来相关的引用率都会算在影响因子里面。《自然》也会刊登一些综述性的文章，因为它们可以突出重要的科学趋势或动向，但我们会随时刊登这些文章，而不只是在年初，所以通过刊登更多的评论性文章来提高影响因子并不是我们的策略。

事实上，影响因子是由少数引用量大的文章所主导的。《自然》发表了很多文章，但多数文章并不具有那么高的引用率，但是我们依然很欣赏这些论文。因为我们选拔和发表文章的时候想到的并不是未来的引用率。实际上，引用率的高低是很难预测的东西，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刊登那些我们认为有意义的文章。

在编辑团队方面，我们有些与众不同。我们没有编委会或是学术编辑，我们有审稿人帮助我们，但最终由我们的专业编辑来作定夺。同时，他们还会花费大量时间和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见面，阅读论文，跟进领域内的前沿研究。

《中国科学报》：现在《自然》开放获取期刊可以获取的文章数目有多少？你认为目前的费用支持体系是否完备？

坎贝尔：当谈到开放获取的时候，我所指的是“金色开放获取”，即作者支付费用，文章在发表后立即可以开放获取。另有一种“绿色开放获取”的模式，即作者的文章在发表六个月后即可开放获取，我们的所有期刊都满足这一模式。现在《自然—通讯》自创刊后发表的“金色开放获取”文章约有1000篇，《科学报告》有9000多篇。《自然通讯》的部分文章是以开放获取形式发表的。

事实上，当下这一系统还不足以让开放获取系统茁壮成长。大多数资助机构目前认为“绿色开放获取”模式已经足够了，作者不需要什么花费。但其实这一模式也是建立在订阅基础上的。开放获取可以给科研工作者和大众获取前沿知识打开便捷之门，在“金色开放获取”模式中，有一个出版商认同的体系，对不同国家的作者会有一些区别对待。很多出版商包括我们自身，对来自不发达国家的作者，都会减免相关费用。

《中国科学报》：在35年的编辑生涯中，你有没有碰到过一些学术不端现象？是如何处理的？

坎贝尔：我碰到的最糟糕的就是Jan Hendrick Schon论文造假案。Jan是贝尔实验室的一个物理学家，《自然》撤销了他的7篇论文，《科学》和《物理评论快报》也差不多撤销了他的这么多论文。

这件事情的一个教训就是，在面对合作性的研究论文时，一定要慎而又慎。文章出自大家所尊敬的贝尔实验室，所以大家对这些研究结果非常信任。但文章的合作者——两位有机电子领域的知名作者都搬到了德国，而他们信任和使用Jan的材料和数据，并和他一起发表论文。但是当文章出版后，很快业内人士就发现不同领域的论文竟然有相同的数据，所以我们很快就撤销了所有已出版的论文，并把调查原委的事交给了研究机构。

在这个事件中，贝尔实验室很快成立了一个外部调查组，由斯坦福大学一名材料学领域的教授牵头进行独立调查。当时，我去拜访这位教授的时候，曾问为什么像Jan这样的人也会作弊？他的回答是，在任何领域，你都会遇见一些不可理喻的人，他们的做法根本没有任何逻辑可循，我想他是对的，因为别无他解。

事实上，我们的编辑和审稿人不可能去检查一篇论文是否有效，所以，我们所发表的任何一篇论文永远都不会是最终的定论。学界需要去完成这个工作，有时要特意进行复制，有时需要去重新检验结果，只有这样才可以真正知道论文是否正确。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中国的研究者为何喜欢《自然》？你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科学发展现状？

坎贝尔：《自然》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期刊，我们也花费了很大精力访问中国实验室，我们的专业编辑都会在访问中国时拜访相关的实验室。自从1995年担任《自然》主编以来，我访问中国的次数多到自己也数不清了。在这些访问中，可以感受到中国政府对科技的系统性资金支持与扶持，可以看到中国的科学成果不断涌现，论文数量在增多，研究的学科也在变化。

近几年，中国作者的投稿量整体呈现上升趋势，接收率也在稳步上升。不只是传统的材料科学、物理学等领域的论文在增长，事实上整体都在快速发展。当然，还有中国科学的首创和创新能力以及科学批判思维都在快速成长和发展，这是身处中国国内和国外的人都可以感受到的。所以，中国确实已经取得很大成就。中国的科技会持续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并不断发展，其他的就是时间和耐心了。

《中国科学报》：自然集团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和合作现状如何？未来有哪些合作计划？

坎贝尔：上海办公室体现了我们对中国的承诺，我们在上海的专业编辑会花费很多时间访问中国各地的实验室。《自然》及旗下期刊拥有选稿决策权的专业编辑现在有200多位。到今年年底，上海办公室将会有5位编辑，4位是《自然—通讯》编辑，一位是《自然植物》编辑（后者是即将发布的一本新期刊），其中有4位是中国人。

像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我们也会在中国不断寻找合作伙伴。例如一起举办学术会议的搭档，今年我们和中国农业大学联合举行了鸭子基因组新闻发布会，5月份和浙江大学合作举办了一个关于H7N9生物标记物论文的发布会。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合作活动，提高《自然》期刊在中国的知名度，并在未来有更多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