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钟志雄 来源: 中国科学报发布时间:2014-6-9 10:2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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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遗传所离休人员:忆遗传所创建历程

■钟志雄

1964年,遗传所又搬到北郊“917”大楼。后来,该楼由遗传所、地理所和综考会改装为实验楼,从此遗传所才有了正式的所址。

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1958年11月底,我从海军青岛基地防空兵政治部转业到中国科学院遗传栽培研究室任副主任、室领导小组组长。室主任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所长祖德明先生兼任。

遗传研究室创建于1950年,由中国农林生物学家乐天宇领头组建作物遗传选种实验馆。有一段时间,该室曾隶属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实际上是与中国农科院作物所协作的。

在向苏联学习的情况下,当时遗传室完全是按照米丘林遗传学来设置研究课题。如:远缘杂交、定向培育、无性杂交、个体发育等。主要研究材料是小麦、玉米、棉花、高粱、甘薯等。当然,研究人员从学术观点上来看也完全是米丘林学派。

为了遗传学科发展的需要,1959年9月,原中国科学院遗传栽培研究室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两个动物遗传组合并,成立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此后,遗传所的研究领域则由单纯的植物扩展到动物。

1960年,遗传所派童克中、汤懋竑到上海植物生理所沈善炯处学习微生物研究。他们学成回所后,在所内又抽调了一些人同汤懋竑、童克中等组成微生物研究组。这个组在开始时曾由汤懋竑赴武汉等地进行了考察,童克中负责组建实验室的准备工作。为了熟悉业务,该组后又与微生物所相望年先生合作,在相先生的指导下开展工作。

从此,遗传所的研究项目扩展到动物、植物、微生物领域。随后,又相继开展了人类医学遗传领域的研究。在人员组成上也由单一的米丘林学派发展到米丘林、摩尔根学派一起开展研究的局面。

遗传所的建设经历了一段很困难的时期。开始遗传选种实验馆在北蜂窝还有一些实验场地,在冯兆林先生的领导时期实际上是寄人篱下。祖德明先生负责期间,遗传研究室也是与中国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在一起。这时候没有专职领导,也没有自己的实验场地,1957年底才在力学所大楼四、五层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又在五道口买了几十亩地作为实验农场。

至此,遗传研究室才真正建立起了独立的研究机构。我到遗传室时,全室只有70余人(包括1958年复员的义务兵20人),行政机构也很不健全。

从1959年到1960年,遗传所招了一批中专生,增加了一部分大学生,全所人数达到300人左右。由于三年经济困难,实行精简,遗传所人数又锐减到一百六七十人。精简后,遗传所又逐渐补充了大学生和中专生。增人最多的是1964年,仅中专生就增加了40人,大学生增加30人左右。1965年,遗传所又招了一批大学生,这时全所人员发展到300多人。

遗传所所址原定不在中关村,而是预定在北郊。因中关村不能建房,实验室和住房都受到限制。从1961年起所址虽由力学所大楼迁到文学楼(约占5/6),仍满足不了遗传所发展的需要。1964年,遗传所又搬到北郊“917”大楼(此楼原是科技大学的教学楼),科技大学的发展计划停止实施后,“917”大楼就由遗传所、地理所和综考会改装为实验楼,从此遗传所才有了正式的所址。

除实验室的建设外,还有一个实验场地的建设问题。当时,在酝酿中有一种建设大农场和大钴源的思想,那时有建设1000亩大农场的说法。要建设这样的实验农场仅靠五道口已有的50来亩地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1960年除在五道口增购了20多亩地外,遗传所又在北郊龙王塘、侯庄买了300亩土地(其中有微生物所、土壤队、植物所各50亩,后来又逐步转归了遗传所),农场虽然扩大了,还是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1960年到1962年,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我国面临经济困难,为了克服困难,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贯彻这一方针的情况下,国家机关采取了精简机构的措施。遗传所是否应该存在,一时成了大问题。

起初遗传所有这样一个不切合实际的打算,希望祖德明先生能够成为遗传所的专职所长,因此写了一个报告:“农科院的作物研究所的研究课题和遗传所相同,因此,建议作物所和遗传所合并。”

不少科学家认为,遗传学是生物学科中的重要学科,既是重要学科就应有单独的研究机构,遗传所就应该保留。遗传所也再次提出报告,说明农科院作物所与遗传所性质不同,任务不同,研究方向也不同,因此不能合并于作物所。

当年,国家科委也派专人调查了解情况,征求遗传所和遗传学界专家的意见,确认遗传所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因此,遗传所才得以继续保留。

1965年,中国科学院华北办事处要撤销,急于要将华北生物所交出去,当时院里要搞三线建设,因此,中科院领导决定由遗传所接管华北生物所,把该所作为遗传所的一个分所。遗传所当时也正要搞三线建设,也抽调了部分同志到分所工作。

我曾于1965年秋到山西太谷实地考察了解情况,并选定该地为三线建设地址,经院领导批准,在山西太谷建设遗传所分所,并很快开始施工建设。后来,因“文化大革命”,分所脱离了遗传所。

我离休以后的20多年里,遗传所的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科研工作获得重要成果,李振声同志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小麦远缘杂交取得成功的范例。(节选自中科院遗传所回忆录)

《中国科学报》 (2014-06-09 第7版 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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