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光近影。

本报记者 张 贺摄

在中国经济学家里，刘国光是一个独特的、难以忽视的存在。

他大学时接受的是正统西方经济学教育，却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情有独钟；他是新中国公派留苏学习经济学的第一人，主修计划经济，却是最早提倡“商品经济”的学者之一；他是市场经济的热情鼓吹者，最早构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却始终坚持市场缺陷甚多、政府调节必不可少；他是最早论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学者之一，但晚年却把“公平”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要务，并为此不懈呼吁……

有人说他多变，但他说，自己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研究问题、为百姓说话、为弱者说话的立场从未改变。

有人说他固执，但他说，学者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真正的学者只认真理”。

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看似复杂，实则单纯。刘国光就是这样独特。

爱国乃是书生底色

■高中初读《资本论》，坚定“经济救国”志向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刘国光的故乡南京沦陷。14岁的他被迫流亡湖南、四川继续求学。当时国共合作抗战大局初成，各类进步书籍成为刘国光最爱的读物。特别是日本学者河上肇的《马克思资本论略解》令他分外着迷，他急切地想看到《资本论》原著。

1938年，刘国光进入四川国立二中读书。有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出版。”喜出望外的他跑到重庆买了一本。“老实说，我当时正在念高中，完全读懂《资本论》是不可能的，但懵懵懂懂、似懂非懂，就这么一直读下去了。”70多年后，已年逾九旬的刘国光回忆当年初读《资本论》时的情景依然激动：马克思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对资本主义的深入解剖与严肃批判，给刘国光以强烈冲击。《资本论》犹如灯塔，为他指明了人生之路。同时，国家贫弱、外敌入侵、国土沦丧、人民流离……深深刺痛了刘国光的心，更让他坚定了“经济救国”的志向。

1941年，怀抱这个梦想的刘国光以优异成绩考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入经济学系就读。当时西南联大群贤荟萃、星光熠熠。以经济学系为例，系主任是哈佛大学博士陈岱孙；徐毓枬教授是凯恩斯的学生，是国内第一个翻译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学者；赵乃抟教授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欧美经济史权威。名师指导配以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刘国光如鱼得水，废寝忘食。

信仰种子破土而出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这一点绝不能动摇”

尽管接受的是正统的西方经济学教育，刘国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兴趣并未稍减，先后读完了《资本论》二、三卷，大学毕业论文更是选择以马克思地租理论为主轴的题目。

刘国光在1950年进入华北革命大学研究院学习，奠定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1951年，新中国派遣留学生赴苏联学习，刘国光经严格考试成为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去苏联学习经济学的中国学生。面试时，老系主任陈岱孙和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南汉宸问了他一个相同的问题：“你从前是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现在派你去莫斯科学习，你会不会觉得有困难？”

刘国光的回答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指导，是主流，西方经济学只能作为我们的借鉴和参考。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其中也就包括必然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这一点是绝对不能动摇与改变的。”这一观点他坚持了一生。

在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的四年愉快而充实。刘国光每天除了吃饭到学校听课与教师咨询以外，大部分时间都去列宁图书馆看书，常常一坐就是一整天。为了借鉴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他把主攻方向选定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

与百废待兴的中国相比，当时的苏联可谓强盛。不过，刘国光注意到，苏联不少商品的价格不是贴个标签，而是直接刻在商品上面。“这一方面说明物价长期稳定，但同时也说明管得太死，不够灵活。”刘国光说，那个时候他就萌生了能否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的想法。

这一理论萌芽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而开花结果，最终推动中国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苏联的全新道路。

积极投身改革洪流

■“经历计划与市场争论烈火与实践反复的锤炼”

刘国光说：“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计划与市场争论烈火与实践反复的锤炼。”对于了解中国国情的人而言，这句话中包含的深意不难领会。

早在1979年初，刘国光就和赵人伟合作撰写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深刻论证：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并不是互相排斥，也不是外在原因所导致的一种形式上的凑合，而是由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所决定的内在有机结合。

当时计划经济依然主导国家大政方针，“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的观念根深蒂固。该文可谓石破天惊，引发广泛讨论，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等机构的内部刊物以及几家重要报刊先后全文刊载。中央领导称这篇文章是“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改革之路的标杆”。

1982年，刚被任命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刘国光，在《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一文中预见性地提出：“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范围；指导性计划的实质就是运用市场调节来进行的计划调节。”后来的实践证明刘国光的观点是正确的。

刘国光对当代中国经济学的一大重要贡献，是提出和发展了稳健的宏观调控论，针对我国经济周期变化和体制特点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和主张，如宽松环境、稳中求进、微调、双防（同时防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学界把以刘国光为代表的宏观经济学派称之为“稳健派”。

在1993年至1995年的宏观调控中，“稳健派”的主张被中央采纳。当时，各地发展热情高涨，全年GDP增长14.2%，显示出过热迹象。到1994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达到24.1%，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中央提出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继续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取得明显成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从1995年的17.1%下降至1997年的2.8%。

“微调、双防、降温”的思路既克服了经济过热，又避免了急刹车带来的全面紧缩，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1997年1月7日，刘国光和刘树成合写的文章《论“软着陆”》在人民日报发表，从理论上总结了这次宏观调控的成功经验，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同志称为“迄今为止总结宏观调控经验的一篇最好的文章”。

老骥伏枥忧国忧民

■“最担心的是收入差距扩大问题，要更加重视社会公平”

进入新世纪，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平稳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对蒸蒸日上的新局面，刘国光既欣慰又有所担忧。

“我最担心的就是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刘国光说，现在必须重新考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他说，改革开放之初提这个口号是针对平均主义“大锅饭”，现在平均主义已经越来越少，而收入差距却在迅速扩大，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

“如果忽视共同富裕的方向，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人们所称的坏的市场经济、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我们要更加重视社会公平的问题。”刘国光说。

在刘国光看来，研究成果固然重要，但学者的良知与责任感更重要。

2013年，刘国光90华诞，朋友与同事给他开了一个研讨会。在会上，刘国光说：“我这一生没有什么大出息。自知不怎么聪明，自负还算守本分，勤奋以治学，平实以做人。做了一点有益于社会的事情，也是在现代的‘天、地、君、亲、师’的培育、熏陶和朋友们的帮助下取得的结果。”他解释说，所谓“现代的天、地、君”就是马克思主义宇宙观和世界观、科学社会主义以及真正的共产党。

从第一次阅读《资本论》到今天，70多年倏忽而过，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刘国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如初。（原标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经济学家刘国光 “真正的学者只认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