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媒体报道教育部酝酿启动高校转型改革，将有600多所普通高等院校转向职业教育，培养技能型人才。

此消息一出，立即引起高教界普遍关注。作为一次牵扯如此多高校的庞大改革，其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思考？在未来的改革进程中，政府和相关高校又需要注意哪些切实问题？

问题1 目标怎么定

正确理解“应用型”大学的内涵

■叶高翔

事实上，对于“600所本科院校将转向应用型”的提法，社会上有诸多误解，也未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正式确认。不过，就此消息所传递出的概念而言，我认为，其中所谓的“转型”，应该是指我国部分高校借鉴德国等欧洲发达国家的“应用科学大学”的办学模式，适应地方及区域社会发展需求所作出的一种选择。

首先，“应用型”高校的定义容易使人误解。因此有必要对“应用型”这一概念作出说明。从“学以致用”的角度来讲，高校培养的人才均有一定的应用背景，必然都是“应用型”的，只是不同类型的高校有所不同罢了。

就“应用型”而言，理工科高校一般可简单分为三类。第一种类型高校，如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其“应用型”定位在于解决人类所面临或未来可能面临的重大、深远问题，如受控核聚变、恒星演化、新能源等。第二种类型的高校与德国、瑞士等国的所谓“应用科学大学”有相似之处，此类高校所培养的毕业生定位是解决区域或地方社会、经济、文化等发展遇到的近期迫切的问题，如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生态及环境保护等。第三类应用型学校可以理解为高职、高专，这些学校的办学定位应该是培养应用技能型人才。当然，上述分类方法并不唯一，且三种类型学校的人才培养边界可有较大重叠。

其次，人们一提到“应用科学大学”，可能马上会想到“纯教学型”“低水平”等概念，其实“应用科学大学”的教学科研服务地方或区域经济并不容易，例如环境污染问题、农副产品深加工问题等，同样需要基础理论指导和扎实科学研究。

除此之外，谈到“应用型”，有人常将其简单等同于“术”或“技能型”，误认为可以在学生培养方案中简单删除基础类课程和人文艺术等教学内容。其实这种理解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将导致学生的知识结构严重残缺，对学生未来发展极为不利。培养应用型人才，应该有其独特的知识框架体系和综合素养结构，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和深入研究。不同类型的学校可根据人才培养特色和目标相应地调整比重，交叉、关联、互补各类课程的内容，使之形成优越的应用型知识体系，切不可简单增加或删除。

在当今中国，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另一方面，大学培养出的人才不能满足用人单位的实际需要。面对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不相适应的问题，部分本科院校借鉴欧洲应用科学大学的办学模式，加大教学改革力度，主动适应社会需求，为地方发展提供人才资源和技术服务支撑，应是十分必要的。

（作者系浙江科技学院院长，本报记者韩琨采访整理）

应用型教育不应单一化

■唐安国

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一。此时，我们需要提升自己的内在实力。在这方面，我们原来有一个错误理解，即只有一流大学和一流学术才是内在实力的代表。其实，这只是“上天”，但我们还应该有“落地”——发展高水平的应用型教育。我不反对“上天”，但不可能有太多大学达到这一水平，我们需要更“现实”些。

在公认的高等教育强国——美国，一直流行着这样一句口号：一吨科学也比不上一磅技术。知识需要传承和开拓，但更需要的是运用，以此促进社会的发展，这三者也是高等教育所肩负的三重使命。从这个角度上说，此次600所本科院校转型职业教育，其数量还是相对较少的。在我看来，国内多半的学校都需要扎扎实实地从实际出发，面向社会做好“落地”工作，而真正追求高学术，以“上天”为目标的高校数量保持在一百多所已经足够了。

从目前来看，此次转型的600所高校基本都处于原有高教序列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中间位置。而通过此次国家层面的转型部署，这些高校也应该下狠心面向实际，发展应用型教育。这中间透露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即不要因为少数学校对高学术水平的追求，而影响了大部分学校的发展方向。

这里还需要澄清一个误解，那就是很多人将此次转型的600所高校等同于类似于高职高专的职业技术类学校，其实这两者之间还是应该有一定区别的。要知道，高等教育应该向应用型方向发展，但应用型也不应单一化。应用型教育需要一个具体明确的目标，培养的学生定位也需要明确，但并不意味着培养层次也相同。

在我看来，一般的职业教育更强调对学生技能的培养，但此次转型后的高校需要的是提升学生的应用和创造能力。要知道，这600多所学校主要以本科院校为主，包括原来的独立学院。这些学校一方面要踏下心来，面向市场谋求发展，但也不能丢失自身的一些特色，要跟一般的高职高专院校有所区别。

当然，此项改革想要顺利推进，相关部门需要做的工作还有许多。当前来讲，我认为首先需要的便是一些配套措施。此次改革可以算作是一个导向，甚至是一把“令旗”。但“令旗”挥舞，指挥作战的同时，“后勤保障”必须要跟上，否则一切都只是一句口号，而相关的配套措施其实就是在发挥后勤保障作用。政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落实，而要做到这一点，既要靠舆论引导，更要靠配套扶植。

此外，我们还要重视评估的重要性，制定一套独立的、切实可行的评估机制。以检验三五年之后，这些高校究竟转型如何，对转型良好的学校该怎样嘉奖，对于工作不力的高校，又该如何帮扶、如何鞭策。事实上，历数高等教育领域近年来出现的众多政策，以上两点的缺失是教育主管部门最经常出现的失误和不足，希望此次不再有这样的遗憾。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原所长，本报记者陈彬采访整理）

问题2 路子怎么走

职业教育要打通“横向联系”

■刘广明

国家需要高水平的职业教育人才，这次600所本科院校转型职业教育，在大方向上是符合分类办学的规律的，但在这其中，有几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这次高校转型解决了职业教育纵向发展的难题。过去职业教育被称为“断头路”，即职业教育的学历止于专科，现在职业教育有了本科，本科又对接了专业硕士以及博士的学位，在职业教育学历晋升上打通了“断头路”。这是转型中积极的一方面。

然而，职业教育发展光解决纵向发展不够，还要打通“横向联系”，即政府、企业、社会组织、高校之间的联系。这次转型政府给予了很大的投入。比如河南省就拿出了2亿元支持高校转型，共有10所河南高校申请转型，可以说政府和高校的热情很高。但是，横向联系能否打通，关键在于企业。国家要求职业教育中实习环节和理论环节实现1：1，没有企业的支撑将进行得非常困难。

职业教育做得比较好的德国实行双元制，双元制的要义之一是学生能在企业接触到最先进的技术。在德国，奥迪公司准备上市的车型，会交由学生实习、实验、实践，并进行反复改进。反观国内企业，他们并没有参与的热情，大多数企业并不愿意拿先进的技术、设备等资源为学生教学，也不愿意派遣工程型师资参与指导。

究其原因，企业普遍认为参与教学过程得不到应有的回报。一方面政府缺少宏观的制度、法律来约束企业应该肩负哪些责任，另一方面没有规定企业参与教学可以享受到哪些权利和服务。企业和高校若仅仅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靠校友关系维系，甚至希望学生去企业实习能为学校增加收入，这样的合作是不可持久的。

高校虽然对职业教育有热情，但是部分高校对转型的基本理念没有把握好。在我看来，职业教育也要给学生选择权，满足学生社会化订制的需求。比如一些学生高考失误，想从事学术型的学习，要给予他们分流的机会；一些学生想要创业，学校不能忽视了他们人文素养和创业知识的教育。在教材、师资、教学内容跟企业需求、职业标准不配套的当下，怎样给学生多样化的选择和配置，值得转型院校思考。

事实上，职业发展面临的最大困境仍是：我国的文化氛围排斥蓝领，为人父母者更希望孩子去接受学术型教育，这一难题短时间内难以解决。这样的想法不只家长、学生有，一些大学校长、教师在骨子里也认为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甚至一小部分院校并不是真心接受转型政策，它们参与转型的目的之一是获得相应的资金拨款、争取硕士学位授予权，日后是否花心思研究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律未置可否。因此，此番申请转型，教育部在运作上比较谨慎，成立专家组考察院校是否具备职业教育的基础和发展空间。

总的来说，现阶段的转型还是政府主导的行为。目前，国家对职业教育没有评价标准、质量评估体系，希望国家尽快拿出一整套系统的职业教育改革方案，期待国务院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能够有力有效地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进程。

（作者系河南工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本报记者温才妃采访整理）

问题3 政策怎么调

权力集中或导致更大风险

■程方平

我国先前的高等教育一直过于偏重发展学术型高校，甚至很多一般性高校（地方高校、高职等）也在向学术型高校发展，这就导致了我国人才市场存在结构性问题。我们不能都培养科学家和公务员，而应该将人才培养更多地与产业和社会发展相吻合，这是此次教育部调整的大背景。

此外，中国的高等教育一直处于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的“双轨制”模式下，这导致职业教育一直发展不起来。反观国外，很多国家的教育在高中以后并没有职业和学术之分，而是相互交融，或者说是“一元制”和“双元制”的，这方面需要我们多加借鉴。

从学校角度来看，现在很多学术型人才找不到工作，并不是因为缺乏工作机会，而是他们把自己“架”了起来，根本就没有与社会和市场相连接。当然，这并不是学生单方面的责任，而是国内学术型高校本身缺乏类似的培养方式；反倒是在职业型高校，才有众多与产业结合的实践活动，这要求我们必须对现有高校培养模式作出调整。

从以上角度看，此次改革的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具体操作层面，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全部用政府行政命令和政府文件的方式主导改革，这就很危险。

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形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一是国家层面主办的高等教育；二是地方政府兴办的高等教育；三是社会力量办的高等教育（包括私立和企事业办学）。另外，还有一些属于高教层次的非正规训练和培训。这几类教育应合成一个有机生态体系，为学生提供充足、多样的高教资源。然而，由于相关部门在高等教育领域的管控太严，即便地方高校，在设置专业、标准确立，乃至发展方向等方面，都须由国家统一规划，这其实存在很大风险。因为政府决策一旦在宏观层面出现错误，必然造成巨大损失。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究竟是应该偏重发展学术性教育，还是偏重发展职业性的短期两年制大学？西方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过程基本都选择了后者，但我国选择的是前者，即让学术型大学充分发展，地方型、职业型高等教育则发展得很不充分，这其实就是国家统一管控所带来的严重错误。既然早期的规划出现了偏差，那么现在进行调整的时候还在用老办法调整，就很有可能再次出现类似的问题，造成新的损失。

因此，在进行高等教育布局和调整的时候，有关部门应该给地方高校、民办高校、职业高校以及民间非正规的高等教育更多的自主权，同时给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更多的选择与管理空间。在国家、地方和学校等不同层面，需要把“管”“办”“评”三者清晰地分开，让教育主管部门主要发挥引导和调节的作用，而不是掺杂在其间。

总之，既然想调动国家层面以外更广泛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就要将责、权、利进行对应的规范，而不是只看重和强调政府的意志。要知道，权力都在自己手里，风险也就相应地留在自己手中，权力越大，风险越大，形不成改革和发展的合力。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服务意识和能力，改革将有更好的起色。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本报记者陈彬采访整理）

不应用行政手段

解决高校改革的专业问题

■储朝晖

目前，高校培养出的学生不能满足人力资源市场的需求，这是社会现实。而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当前高校管理体制不当。所有大学都是政府下属机构，这种体制导致高校不与社会打交道，也没有建立与社会打交道的能力。因此，高校无法自主寻求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从而出现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局面。从根源上把脉后，想要把病症治愈，就必须改变高校现有管理体制。让高校自主寻求人力资源市场的需要，再依据市场的定位培养所需人才。

如今，政府推动“600所本科院校转向应用型教育”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政府推动的这种转型，反映的也不是市场的需求，只是行政决策而已。

首先，市场的需求也是多样的，即使就应用型人才而言，也有多种类型。有些应用型的工作同样要求人才具有基本的学术素养。政府统一推动高校转型，这种做法会使得所有学校朝着同样的目标、同样的程度以及同样的模式转型。转型高校培养的人才仍然无法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此外，出于单一需求进行办学，会造成资源的大规模浪费，很多高校在这样的“运动”中仍然找不到自己的真正定位，继续迷茫。

其次，这种转型在实际进行的过程中可能出现问题。有些高校可能仅仅为了争取教育部的招生指标和项目经费，进行名义上的“转型”。也就是说，对于“转型”，简单的行政命令之后，高校应该有怎样的具体转型方案，主管部门如何检验和评价“转型”等都是问题。

一所学校要进行转型，需要整个学校在师资和课程等方面都作出改变。但就师资而言，转变的难度很大，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无法做到。对于在某个领域已经作出一定成绩的高校教师而言，年龄基本上在45岁以上，在领域内积累了20年甚至更多的科研及教学经验。在这个时候让他们配合学校“转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此外，有部分或将转为应用型的高校内部人士普遍担心，在转为“应用型”“职业类”院校后，招收学生对于这些学校会变得更加困难。在我国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普遍情况下，学生、家长会对偏重应用的“差”学校并不买账。事实上，一些在院校合并浪潮中升为大学的“老中专”，当年办得有声有色，但却在升为本科院校之后丢掉了自己的特色。这就是行政主导办学造成的后果，不应该再重蹈覆辙、越描越黑。

因此，要真正地解决人才培养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的脱节，从根本上来说应该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使得高校成为相对独立的、具有自主权的法人。高校应根据自身特色研究出适应市场的人才培养方案，而非听从于行政部门的统一要求，不顾实际。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本报记者韩琨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