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猛的城镇化对城市扩张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也使得城市面对各种灾害与灾难事件的脆弱性尤为显现。专家指出——
■本报记者 陆琦
内涝、火灾、地陷……近年来，我国城市灾害屡见不鲜，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如何让城市能够更加有力地应对各种灾害事件，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5月12日，主题为“城镇化与减灾”的第六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关注的就是如何推动防灾减灾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相结合。
“不能灾害来的时候万众一心，灾害过了就忘了、麻痹了。”中科院院士郭华东近日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在城镇化进程中，‘减灾’到底应该放在什么位置，做到什么程度，还真得好好考虑。”
一味求快的城镇化潜藏风险
大部分城市长期超强度开发、利用资源，使土地和环境资源负荷沉重，一旦遇到灾害，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会比其他地方大得多。
“尽管城市的抗灾能力比乡村要强，但很多风险会伴随城镇化而放大，而且城镇化本身也制造了一些风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直言。
迅猛的城镇化对城市扩张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也使得城市面对各种灾害与灾难事件的脆弱性尤为显现。
据国家防办统计，2008年以来，我国每年洪涝成灾的城市都在130座以上，2010年高达258座，2013年为234座。城市暴雨洪涝灾害的常态化，已经成为干扰城市正常运行、威胁城市公共安全的重大问题。
“城市聚集了人口与财富，也聚集了风险。”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程晓陶感叹。
南京大学教授童星表示，过去几十年，我国的城镇化一味追求“快”，必然导致在很多方面考虑不周，引发规划不合理、建筑质量不达标等一系列问题。“很重要的一条，这问题的本质是违背了科学规律。”
城镇化布局应有综合考量
伴随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基础设施负荷加重，给城镇防灾减灾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考验。
住建部对国内351座城市专项调研显示，2008～2010年间，有62%的城市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内涝，其中内涝灾害超过3次以上的城市有137座，有57座城市的最大积水时间超过12小时。2010年以来，城市暴雨内涝愈演愈烈，尤以“7·21”北京特大暴雨为甚。
“这暴露出我国在城市规划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存在不足和缺漏。”郑功成说，“应该把防灾减灾纳入到规划布局和城市建设中去。”
郭华东指出，城市建设一开始就要对周围的自然要素、可能造成灾害的因素进行分析，着重考虑如何建设针对水灾、火灾、地震等灾害的避险防灾工程。
通过分析卫星影像和野外调查，郭华东发现，在2010年玉树地震中，房屋倒塌和人员伤亡最严重的地点在主断裂附近，其次位于冲积扇上。“新城镇的选址一定要科学，避开灾害易发地段。”郭华东强调，城镇化布局应考虑人口、城市规模、工业布局等要素，并在规划、建设过程中对可能受灾害影响的方面进行综合考量。
群防群治是必要的基础性工作
中国是世界上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刚刚过去的4月，风雹、低温冷冻、旱灾、洪涝、雪灾、地震等灾害不同程度发生，造成全国1605.6万人次受灾，直接经济损失126.9亿元。
“我国尽管是多灾之国，但是灾害意识整体还比较薄弱。”郑功成表示，必须要加强灾害教育，牢固树立灾害风险意识和防范意识。“尤其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要宣传防灾减灾的知识，重视灾害自救和灾害防范的技能。”
在郑功成看来，我国救灾减灾还面临三大不足：综合减灾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不足；市场机制、社会机制在救灾减灾领域发挥作用不足；减灾法制建设与相关法律贯彻落实不足。
“树立保险意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这些在城市防灾减灾中至关重要。”郑功成说。
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看来，防灾减灾就是国家治理，必须充分利用经济、社会、法律、科技、信息等手段，最大限度地减少因灾的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最大限度地减少因灾的社会成本。
“城镇化是一个决策过程。”郭华东说，在这过程中要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融合、工程技术与政府决策融合，做好科学减灾、综合减灾。
《中国科学报》 (2014-05-12 第4版 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