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来，国家一直在致力于推进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但进展缓慢，收效甚微。
自去年底以来，京津冀合作再次被提升到一个高度，这既是为了解决北京的城市病问题，也是为了促进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发展。
但面对借助京津冀一体化概念的热潮现象，需要我们更加理性地思考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问题。
京津冀协调发展需要理性思考
三十多年来，国家一直致力于推进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但进展缓慢，收效甚微。其原因有下面几点。
一是这个地区涉及的主体复杂。这个主体包括两个直辖市和一个省，在北京直辖市里面涉及到军委、中央部委，这个地区多主体，主体层级很高，如何形成一个区域协调机制，对于这一区域的合作至关重要。这是合作的龙头，龙头不能抬起，就很难取得成效。
二是这个地区面临体制机制的制约。我们要跳出一亩三分地的思维，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思维恰恰在于财税体制，GDP财税考核机制，这样的机制不打破，这个机制会衍生到乡镇和区县，合作当中的各种阻力和困难就难以消除。所以我们讲抓事物要抓关键，京津冀合作体制机制的创新解决利益协调机制就是我们的七寸所在。
三是我们要有顶层设计。北京发展到今天就是缺乏顶层设计，卫星城的概念很好，但是由于设计滞后，卫星城过去的理解比较偏颇，卫星城不太成功。天津与北京城市铁路大概距离20多分钟，但很少把天津当成北京的卫星城，即使不考虑行政级别，也不能实现，因为从天津火车站到工作地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形成快速的要素。我们要在北京周边设计若干个与主城有联系的，但是规模有所控制的，医疗、教育、服务、自身服务相对完善的卫星城来解决北京目前的问题。
新一轮京津冀合作被寄予厚望
自去年底以来，国家再次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地位，这是有现实考虑的。第一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战略。京津冀合作这次之所以提到这么一个高度上，首要问题之一就是要解决北京的问题。
第二是一个发展导向。中国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长三角珠三角已经得到应有的发展，但是第三极在哪里最具备条件？就是京津冀，打造中国经济的第三增长极，参与全球的竞争。
第三是创新的导向。从全球来看创新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美国提出创新战略，要放大硅谷的创新效应；日本提出战略综合特区，打造以东京大阪等核心城市为中心的创新特区。我们国家粗放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不能够实现创新驱动，在国际上没有竞争力。
创新要有创新区域，现在京津冀地区最具备条件，这里集中了全国1/3左右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拥有超过2/3的“两院”院士，聚集了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代表的14家国家级高新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我国重要的科技创新源头。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关村集体学习，寄希望中关村和京津冀成为中国创新引领的新的增长极。这是在更大尺度上更广阔的视野上推动京津冀的发展，是我们国家发展的里程碑，对于我们国家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我认为，新一轮京津冀合作要做好下面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建议国家成立国家层面的京津冀协调委员会，或者叫首都圈协调委员会，建议由国家领导人担任主任，没有这样高规格的领导机制、组织机制、协调机制，这个区域的协同发展不好推进。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推进机制，最好能够落在国家发改委，专门设立一个司，专门针对这个区域的发展，既然是国家战略，这个区域的特殊性就要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推进。
二是把这个区域作为一个财税体制的实验区，探索我们的体制和机制，比如探索首都财政，解决首都发展经济的压力，能够使首都专职做好首都服务，从繁重的经济发展压力当中解脱出来，也给更多的经济功能创造条件。
三是能够建立首都或者京津冀发展的引导基金，对于一些功能疏解和产业的疏解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比如员工上下班、企业补贴，搬迁出去适当的财税的返还和奖励，推动利益的引导而不是命令，使我们的产业和功能周边疏解，当然这个前提是要建立便捷的快速交通体系。
发挥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政府和市场作用
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定要认识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市场经济，因为我们今天的结构调整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可以靠行政命令，让企业和事业单位搬迁，但是今天要考虑它的可行性、代价和成本甚至后果。
在历史上北京的结构调整曾经有过教训，也有过成功的经验。教训就是北京有一大批工业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调整的时候退二进三，基本上把总部和制造全部搬到外地或者到郊区。实践证明这批搬迁以失败而告终，北京的工业品牌在历史上曾经非常辉煌，但是这些企业基本都消亡了。计划经济时代很多企业从一个山沟搬到另一个山沟，从山沟搬到县城甚至省城，企业依然存在，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每一个人依附于这个机构和企业，档案、户口、布票、粮票、住房、上学、医院、养老，所有都是企业包揽，所以人都是依附于企业，整个市场没有正常的供应，必须随着企业走。
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北京很多工业企业调整的时候，企业搬迁了，很多高端人才走了可以再选择，机构出去了，但是核心灵魂人才没有了，最后就消亡了，不调整死在本地，结构方法使用不当死在外地，教训明显存在。
成功的经验只有首钢，首钢搬迁就是采取的总部留下来，人才留下来，创新能力留下来，上百年的创新品牌和销售渠道留下来，通过结构升级，把一个现代化的工厂放到曹妃甸，少数核心工人跟着过去，主管生产厂长去指挥，依着本地就业为主，所以首钢成功了。今天的首钢纲产量3000万吨，是当年北京最高产量800万吨的4倍，但是没有再消耗北京大量的水资源和能源，同时按照总部经济模式进一步扩张投资，发展进入世界500强，并且逐年提高。
今天我们同样如此，所以要加快与周边城市市郊铁路的建设，如果这个条件不具备，强行命令一些企业总部、大学、医院迁过去，这些员工在路上要耗费2--3个小时的路程，对于他们太困难了，其结果只能是一流大学出去办变成三流，一流医院变成三流，企业消亡。我们要创造条件，逐步推进整个结构调整。
让河北的发展冲动回归理性
在这一轮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河北热情很高，各个区县城市热情都很高，但是我认为要理性思考，正确认识，要整体谋划、统筹谋划、稳步推进。
对接首都城市功能疏解的整体谋划，有重点的推进。对接和疏解不是每个城市每个县都能有所对接，一定有重点的、条件具备的先对接，比如现在认为的廊坊、固安、涿州、北三县这几个地方相对比较完善，能否率先规划这些地方某一些区域承担北京的功能和产业，加快建设新一代的卫星城，现在有些无序竞争。
能够差异化定位。有条件的这些地方进行很好的研究，根据产业基础，北京可能的转移的功能和产业，不要形成内部的恶性竞争。
要严重控制要素价格的飞涨。现在炒概念很严重，先炒股后炒房，股价很高，房价也很高，但是条件不具备。根据国外卫星城建设周边城市发展也好，与中心城之间联系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城际铁路一定要快速到达，修建最多1小时的城市圈；二是一定要有价格差，比中心城价格偏低，无论是房价和租金各种要素价格都偏低；三是优越的生态环境，往往是生态化的低密度的，绿化率很高。这三个条件是周边区域与中心城合作的重要的三个条件。
现在看到，北京周边的合作形式很严峻，上述三个要素都不成熟，热炒现象一方面使当地的老百姓受损，低工资承受着高房价，低收入承受着各种要素的高成本，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将来即使具备了城际铁路以后，失去了对中心城产业功能的吸引力，动力机制没有了。
现在保定房价涨了10%，河北板块股市涨停，这对于我们转出是灾难性的，对于整个区域的治理是极其不利的，有可能城市病转变为区域病，利用价格落差，边界的交通通道，环境，吸引外溢，如果条件消失，城市病就没有治理的办法，对此高度呼吁不能把城市病演变为区域病，恐怕就要迁都了。
当然，迁都是下下策。一个城市的形成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北京不是一日形成的，同样面临疏解问题。我们应该积极地通过区域的合作解决北京的城市病，而不是把城市病演变成区域病。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记者郑金武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