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渌
1961年我从原苏联国立哈尔科夫大学物理系毕业，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当时物理所理论研究室的主任李荫远很开明，对年轻人很支持。我大学毕业论文的题目是《自旋波共振》，李荫远原本希望我和他一起做磁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但当他发现我对超导理论等新出现的课题更感兴趣时，就要我自己组织一个新的课题组，研究超导理论。
对于一个大学刚毕业、没有研究经验的年轻人（我当时24岁），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幸好，当时研究室里还有几个年轻人，有的从苏联留学回来，像莫斯科大学的陈春先和哈尔科夫大学比我高两届的郝柏林（他1961年再次去苏联做研究生，1963年回国）；有的从国内大学毕业，像复旦的陈式刚和北大的霍裕平。大家志同道合，组织起富有成效的互教互学活动。
虽然当时处在三年困难时期，肚子还填不饱，但大家的劲头十足。每周要组织三四次学术报告会，一讲就是半天。那时思想也比较解放，难的问题敢碰，看似“荒谬”的想法也敢提出来，大家讨论、相互批评。这种自由讨论的学术氛围使大家受益匪浅，是我们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
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量子场论方法广泛地运用到凝聚态理论，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巴丁－库柏－施里弗的超导微观理论是最杰出的例子。陈春先在玻格留博夫的研究组工作过，是我们学习、研究量子多体理论的带头人。当时讨论的问题非常广泛，从多体形式理论，包括格林函数方法、输运过程理论和趋向平衡问题等，到凝聚态物理中的具体应用，涉及超导、铁磁现象和共振弛豫过程等。
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受益非常多，在边干边学中迈出了超导研究的第一步。研究杂质对超导体性质的影响是当时的一个热门课题，P.W. Anderson等人都参与了，但他们只用微扰论分析了杂质散射的影响。出于好奇，我当时做了个“大练习”，用广义正则变换把含磁性杂质超导体的哈密顿量近似对角化了，发现在能隙中会产生一个束缚态。经过小组里同事们推敲，觉得没有错误就送到《物理学报》，1963年投稿，1965年发表。后来才知道，日本的H.Shiba和苏联的A.I. Rusinov 分别在1968 年和1969年也发表了类似的工作。由于这个束缚态离能隙边很近，实验检验比较困难，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在隧道谱中被定性观察到，扫描隧道显微镜发明后，90年代才在实验上得到定量检验。高温超导体的能隙具有d-波对称性，有节点，对杂质散射更敏感，上世纪60年代的这个工作又引起了一定的注意。
我能做这个“大练习”，与物理所当时宽松的研究氛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当时的“五人小组”，除陈春先因特殊的历史原因外（非常令人惋惜的是他已过世），其他四人都先后被选为中科院院士。
然而，好景不常，1965年后研究工作受到很大干扰。但即使在10年“文革”期间，也有过“反复”“回潮”，我们利用“局部小气候”尽力做了点研究工作。
1971年杨振宁第一次回国访问，以后几乎每年都来。1972年周恩来总理见他时，周培源先生在座。杨振宁强调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得到周总理的认可。周培源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长篇文章，阐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我们受到启发，感觉应从“应用型”问题，如天线计算、推广计算机应用等转到“基础型”问题。通过对国际期刊的浏览，我们惊讶地发现，在我们“闹革命”的那些年，国际物理界对相变和临界现象的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老老实实地补课。我们组织了讨论班，分工阅读重要的文献，在组里仔细讲，讲稿叠起来超过一尺。
那时我们是边学边干，一方面“啃”K.G. Wilson 在《物理评论》发表的两篇长文，一方面用自己熟悉的方法独立地推导别人的一些结果。核心问题是计算连续相变的临界指数，就是找出各种热力学量在临界点的奇异行为。我们抓紧计算高阶效应，经过近半年的奋斗，终于将临界指数的计算推到了e的三阶。这时我们看到了E. Brezin 等人在《物理快报》A 上发表的同样结果。我们当然遗憾，但稍感欣慰的是计算正确性得到了验证。1973年底，我们把文章投到《物理学报》，1975年才刊登出来，连英文摘要都没有。
“文革”期间，我们凭借物理所“局部小气候”完成的这项研究成果，在促进国际交流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1975年美国物理学会组织了一个高层次代表团到中国访问，成员包括巴丁、施里弗、布鲁姆贝尔格等多位诺贝尔奖得主，他们事先作了认真的准备，在日本开了预备会，要深入了解“文革”期间中国物理学发展的真实情况。
他们在物理所召开了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座谈会，我们介绍了这项研究成果，给他们留下很好的印象，在他们正式出版的调查报告中得到了很好的评价。1977年郝柏林到法国访问，见到Brezin，给他看了我们1975年在《物理学报》发表的文章，他对在几乎与世隔绝的中国还能取得与他们相同的研究成果很惊讶。
从那时起，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这个友谊一直延续到现在。1978年我参加了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专门讨论相变有关问题的索尔威会议，接触到许多这方面的重要科学家。1979～1981年，我到哈佛和圣巴巴拉做访问学者，1986年后到意大利国际理论物理中心任职，都和物理所那段时间完成的工作有密切的关系。
回顾这两段往事，我对所里当时良好的研究氛围充满怀念，对当时的所领导，特别是像李德仲那样的革命前辈、施汝为那样的科学前辈、孟宪振那样带领年轻人冲锋陷阵的带头人，对共同经过风风雨雨的同事和战友，充满感激之情。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所研究员 选自中科院物理所文化副刊）
《中国科学报》 (2014-04-21 第7版 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