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完成50本《现代化研究报告》，基本上形成一个现代化的百科全书，这只是何传启现代化研究事业的宏愿之一。
■本报记者 郝俊
与其他同龄人一样，1962年出生的何传启在各种口号的熏陶下成长起来。口号成为一代人的语言特色、生活向导和前进动力。年轻时，“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何传启最常听到的响亮口号之一。
然而随着生活环境的变迁和认识的深入，何传启开始意识到，青年时代耳濡目染的“现代化”，更多是写在墙上的标语、挂在嘴上的口头禅，跟大多数人的现实生活似乎关系不大，“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没有规划和解读，只有话语”。
如今，身为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的何传启，已用十余年的努力，力图让口号走向科学。
在口号里成长
上中学时，“为四化作贡献”这句口号，承载着何传启对“现代化”的最初想象。“大家喊什么口号，我们就跟着喊，没有判断力。当时的我完全是个受教育者，不是思想者。”
除了口号的指引，教师成为那一代学子作出选择时，最为直接而重要的人生导师。在中学老师的建议下，何传启于1979年考入武汉大学生物系，这被认为是最适合他的专业选择。
30岁之前，他在生物学的科研之路上稳步前进。1983年大学毕业，后考入中科院遗传研究所获硕士学位，先后任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1988年调入中科院生物科学与技术局，1992年成为副处长。
生活和事业一帆风顺，迈上一个又一个新台阶，何传启对“现代化”的直接观感也在发生巨变。
距离武汉70公里的黄陂木兰山脚下，何传启在这里的一个小山村中长大，17岁上大学之前，他从未去过武汉这个“大城市”。“鲤鱼跳龙门”，何传启自称从“乡巴佬”变成了城里人。从武汉到北京，他又感受到了首都的雄伟大气。
1993年远赴美国，则让他对年轻时回荡在耳边的“现代化”，有了真实而切身的体会，也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那一年，他前往华盛顿工作，担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科技二等秘书。
“当时，美国人一年的工资，相当于大多数人在国内干40年、一辈子的收入。”在美国的工作经历打开了何传启的眼界，他一边反思一边感叹：“这么大的差距，我们谈何现代化？”
“后半辈子就交给它了”
认识到“中国现代化实现之差距”，何传启1995年回国，出任中科院计划财务局规划处处长。当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ED）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对发达国家正在兴起的知识经济作了全面系统描述。
凭借敏锐的学术嗅觉，何传启判断，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将更多依靠技术创新和知识资产。据此，他在完成科技部组织实施的全国基础研究调研后，参与起草《关于加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和高技术产业化的汇报提纲》。正是以这份汇报提纲为基础，中国开始启动实施“973”计划，为中国的基础研究带来了根本性变化。
紧接着，何传启受命带领课题组，进行基于应对知识经济挑战的国家创新体系战略专项研究，完成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提出国家创新体系四个子系统以及“知识创新工程”。
1998年，正当中科院正式启动国家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之时，其主要推动者何传启却选择了悄然离去。
“中国的国家目标是现代化，那么知识经济、知识创新工程、国家创新体系等等，与现代化的关系究竟是什么？”何传启看到，面前有一个亟待回答的宏大问题，他将其视为自己的全新机遇。
这是合乎学术逻辑的事业选择。此前完成的一系列工作，让何传启不断向自己发问：“发达国家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信息社会转型，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现代化到底要怎么办？还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路径吗？”
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在“三步走”发展战略中提出：“2000年到2050年，达到当时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跨越50年的国家战略，以世界发达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为参照系。
在何传启看来，“三步走”战略是我国现代化道路从口号回归理性的历史性转变。然而，对于第三步战略的实现，首先需要回答这样一连串问题：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2000年的现代化？什么是2050年的现代化和中等发达水平？如何基本实现2050年的现代化？
“这些问题，都需要科学的现代化研究。”1998年，何传启意识到，中国的现代化仍然面临着目标不清、无人解读的尴尬境地。
在骨子里，何传启是个具有家国情怀的传统读书人，将个人追求托付于民族利益、国家命运，这是他们天然的人生选择。
“我觉得自己有一定的学术积累，来尝试回答现代化的种种问题。”何传启决定从他熟悉的科技领域抽身而去，“全身心投入到现代化研究中，后半辈子就交给它了”。
一波三折“创业”路
邓小平完成了对中国现代化从口号到理性的转变，而何传启的理想，是要让“现代化”从理性走向科学。
“口号可以发挥动员社会力量的作用，而只有科学才能支撑中国的现代化。”科学家出身的何传启，将现代化的科学研究看作自己的本分。
重新起步，从零开始，很多人将何传启的现代化研究比作一次“创业”。然而，与如今风生水起的创业者动辄拿到数额不菲的投资不同，何传启的“创业”注定不会受到资本的青睐，前路更加艰辛。
离开稳定的工作单位，何传启一边给企业当兼职顾问，一边自掏腰包启动现代化研究。坚持下去的动力，是他判断这项事业的意义和价值，将超过国家创新体系和知识创新工程对中国的贡献。
他给自己设定好时间表，紧锣密鼓地推进研究。1998年4月，何传启在《光明日报》发表《知识经济与中国现代化》一文，成为他进行现代化研究的开篇之作。此后三年间，他以一年一套书的频率，先后推出《第二次现代化》《第二次现代化的行动议程》和《第二次现代化的前沿》3套著作，奠定现代化研究的理论基础。
生物学的研究背景，为何传启的现代化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他将人类社会各个组织与人体器官功能相类比，仿似生物解剖组织切片一般，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和横截面分析，并逐步深入到人类社会的细胞层次，进而观察其发展规律和趋势，最终得到“现代化300年历史过程的三维重构”。
将生物学的思维方式移植到人类社会的研究中，何传启力图接近现代化的客观事实。“我们不关心流派之间的纷争，而只关心人类思想的进步、世界发展的逻辑。”何传启说，对同一个现象和事实，不同人有不同解读，思想可以有无数，但事实只有一个，这就是科学的逻辑。
“科学家就是发现事实、解析原理、创造工具，然后改进社会。”何传启的现代化研究，有着自己的边界，只提出建议，不参与具体操作。他说，这才是科学的本分。
经过三年的准备，何传启于2000年转入现代化实证研究，在中国第三步战略启动的第一年，即2001年起正式推出《中国现代化报告》。在他的计划中，这份报告将伴随中国的整个现代化战略50年，甚至会一直伴随到21世纪末，全程动态监测世界现代化和中国现代化的整体进程，给出客观评价和政策建议。
这项工作首先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关注，然而，何传启无法以个人研究者身份获得项目支持。
“那时只有一个课题组，没有正式研究机构，没有钱，也没有办公室。”何传启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他们首先想到的解决办法是，成立一个名为“现代化俱乐部”的非营利组织，运作模式类似于国际著名的智囊组织“罗马俱乐部”。很快，他们发现这样的组织很难得到批准，此路不通。
最终，何传启发起组建北京同响现代化战略研究中心，以注册企业的方式，解决了申请项目资助的难题，顺利拿到他的课题组作现代化研究以来第一笔研究经费。
一项不赚钱的学术研究项目，依托一家民营企业进行，这种尴尬似乎让何传启的“创业”显得名不正、言不顺。不少朋友问他：“企业在商言商，你怎么不务正业呢？”
按照国外经验，以非营利组织或企业的运营模式从事战略研究并不存在问题，然而这些经验，在国内却并不适用。
2002年，何传启回到了中科院，在领导支持下，迅速组建了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他将该中心的宗旨定位为“研究世界、服务中国”，以自然科学的眼光审视世界现代化，为中国现代化之路寻找比较理想的前景。
从“个体户”到民营企业，再到科学院的研究机构，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的成立，完成了何传启现代化“创业”之路上一次质的飞跃。
留下一笔精神财富
50年完成50本《现代化研究报告》，基本上形成一个现代化的百科全书，这只是何传启现代化研究事业的宏愿之一。伴随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这一历程尚未过半。而如今52岁的何传启，还有10年左右的时间就要退休了。
眼下不到十人的研究队伍，让他感到有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3亿中国人，用50年时间实现现代化，成立一个100人左右的科研机构作支撑，这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何传启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成立一家更具规模的现代化研究机构。
于是，他将更多的精力倾注于学科队伍和机构建设中，力求不断扩大中国现代化研究的世界影响力以及为中国社会服务的能力。
2012年，英文版《现代化科学：国家发达的原理和方法》由德国斯普林格公司出版，它是现代化科学的首部英文专著，被德国学者认为是该研究领域的一项原创性贡献。2013年，中国现代化中心举办由14个国家、9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的“首届世界现代化论坛”，并通过了世界现代化研究60年历史上的首个“现代化宣言”。这被认为是何传启主持的研究中心，已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标志。
“在世界上，我们有了自己的话语权，所以我感到这几年的生活很有意义。”何传启很高兴地看到，自己的事业能够为后代留下一笔精神财富。
关于未来的现代化研究事业，何传启说，总归需要把接力棒交给后人，而自己在退休后，可以去写写小说、周游世界，也可以对一生的工作进行系统的归纳和梳理，“那是很丰富的生活了”。
《中国科学报》 (2014-04-11 第9版 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