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经过3年4次请辞“资深教授”，校方终于同意了他的申请。由于国内在人文社科领域没有设立院士头衔，很多高校的资深教授、终身教授，可享受院士待遇。现年88岁的章开沅毅然告别了这一学术荣誉称号和所有待遇，包括每年10万元的津贴。他说：“我是既得利益者，内心很不安。”（《中国青年报》3月31日）

　　3年4次请辞“资深教授”方获校方批准，人们不禁要问：当上“资深教授”的章开沅，为什么会身不由己？

　　众所周知，在我国无论是院士还是“资深教授”，其头衔已经不再局限于学术成就，既事关他们个人的利益，也与所在单位、所在地区的利益密切相关。正因为如此，一旦当上院士或者资深教授，事实上就是终身制。

　　章开沅请辞“资深教授”被誉为“自我革命”，舆论普遍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此行为是高风亮节。院士、资深教授头衔意味着学术高度，意味着话语权，意味着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多少人愿意放弃为之奋斗了大半辈子才得到的院士、资深教授头衔呢？

　　对于章开沅们的工作单位和地区而言，院士、资深教授也是一种展示实力和形象的名片，是获得各种项目的宝贵资源。去年11月，年届八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国舫也有一个请辞举动。然而，当沈老向工作了一辈子的北京林业大学表达退休的意思后，被学校断然拒绝。校党委书记和校长对沈老道出肺腑之言：你怎么能退休呢，你是我们学校的旗帜，还要靠你说话呢。在中部某省会城市，去年出台了奖励政策，出一个工程院院士，奖励其所在公司1000万元发展基金。

　　如此看来，院士和资深教授的“崇高地位”，又似乎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关系不大，它更与利益和形象有关。在某些领导看来，有无院士事关政绩，事关城市和大学形象，请辞行为无疑会使单位和地区利益、形象受损。

　　有研究表明，27岁到37岁是科学家最富创造力的年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爱迪生的很多发明都是在这一年龄段完成的。我国的院士年龄普遍偏高，去年新当选的两院院士平均年龄达55岁。更严重的是，很多人当上院士之日，就是远离学术研究之日，很多精力要用于社交活动。

　　破除院士终身制，让章开沅们不再被利益“绑架”，必须有制度设计。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这一决定，对于激发整个国家的创新活力，无疑有着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