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科学家发表一篇雾霾成因的文章，就会影响一次治理的决策，造成了认知的混乱和决策的不稳定，直接导致雾霾治理政策充满随意性
2014年3月26日，雾霾再袭京津冀，北京遭遇五级重度污染，其他地区均为中度污染，华北黄淮局地能见度不足1公里。
对于雾霾笼罩，公众被迫“习以为常”。网站上调侃“除了期待一场又一场大风，我们还能指望什么？”
这样的调侃让正在牵头研究“空气污染治理”课题组的国务院参事、科技部原副部长刘燕华心有不甘：“历史上，应对大气污染，政策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共同发力曾取得重要收获，二氧化硫减排便是一个成功案例。”
眼下，各种以科技创新为名的治霾手段层出不穷。2014年3月3日，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贺泓对媒体表示，中科院将在北京怀柔建设世界最大的“烟雾箱”以解决污染难题，而“烟雾箱”只是庞大的大气环境模拟系统研究计划的组成部分之一，初步预算需要投入5亿元。
2014年3月4日，河北省气象局宣布正在联合京津气象部门，探索人工消减雾霾新路径，目前已开展两次飞机探测实验，获取了一定的空间探测数据，为通过人工措施缓解雾霾压力提供了初步依据。
种种技术利器，在中国对抗雾霾天气的战斗中究竟取得了怎样的效果？如何才能发挥更大的支撑作用？本刊记者近日就科技创新如何驱除雾霾的话题与刘燕华进行了对话。
仅重视单项技术解决不了雾霾
《瞭望东方周刊》：2014年3月4日，科技部发布了编制完成的《大气污染防治先进技术汇编》对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的科研成果及应用情况进行了全面梳理。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已经研发出一系列自主知识产权的治霾技术？这些技术究竟达到怎样的水准？
刘燕华：汇编入选的先进治霾技术，主要是在某一个环节上有所进步的技术。但是，任何环节的进步并不代表整个系统的进步。现在最难的是，要把各种技术配合在一起正常运行。
《瞭望东方周刊》：中科院方面表示将在北京怀柔建设世界最大的“烟雾箱”以解决污染难题，这类技术项目，会比较容易得到政策支持吗？
刘燕华：现在关键是要解决问题，而上述内容属于基础研究，可以从事基础研究，但是这个项目离开实践还有相当的时间距离。就算从现在开始建设，要等到2018年才能运行。
单项技术的进步不能解决中国霾的问题，关键得运行系统通畅，现在恰恰是运行系统不够通畅。可能某一项技术会很先进，但是这些技术的使用带来的风险、效益等整体影响如何，目前这方面缺乏系统研究。
同样，在政策方面，我们可能对于治理雾霾的某一项技术研究非常重视，譬如对于原理研究的支持就比较多，但是，对于整个雾霾治理技术战略的研究、整体布局的研究，包括技术引导方向、经济成本核算等，政策支持力度就不够。
已有的技术支持政策，基本上都是支持单项技术，很少去支持整合的技术，因为整合的技术通常被认为是软科学，不被重视，也得不到支持。现在的情况是，治理雾霾的战略性研究必须提上日程。
科技部启动雾霾归因整体评估
《瞭望东方周刊》：政府和研究机构对于雾霾的来源有着庞杂不一的认识，今年初，中科院报告称汽车尾气在雾霾来源中占4%，复旦大学则认为该比例超过20% 。为何到目前为止，国内对雾霾来源，还不能形成统一的认定？
刘燕华：雾霾的形成有多种因素，且它们随时间、温度变化、排放物的不同又经过一次、二次化学反应而形成，过程非常复杂。不同区域，雾霾形成的成分不同，相同区域的成分变化也很快。当然，雾霾的主要来源还是化石燃料的过度排放。
关于成因，各科研机构的说法之所以有差距，因为每个科学家选择分析研究的要素是不同的。他们都采取了一定的样本进行测算，但是坚持4%比例的机构，研究的是基于一次污染、一次污染排放的成分。一次污染排放物相当于催化剂，其在空气中与其他颗粒物产生二次化学反应产生的雾霾，就没算在内。
对于雾霾归因，虽然各方的兴趣很高，也作了相当投入，但到目前为止，归因的整体评估还存在极大的空白。科学家可以从各个角度进行雾霾的归因研究，但是最终需要把这些结论汇总到一起，评估出哪些有道理，哪些有欠缺。评估出的主流认识需要尽早公布给社会，这样的评估结果才能让公众对雾霾有正确的认识，最终也让决策者形成整体的正确的认识，从而确定治理雾霾的正确方向。
现在的情况是，每当一个科学家发表一篇雾霾成因的文章，就会影响一次治理的决策，造成了认知的混乱和决策的不稳定，直接导致雾霾治理政策充满随意性的恶果。最近，科技部正在启动这种整体评估，必须对雾霾天气治理的技术和归因等给出系统的结论。
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看上去很好”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中国长三角等东部地区雾霾也这么严重？
刘燕华：因为这里是人口最集中、产业最集中的地区，集中了中国近70%的人口，按照每平方公里的燃煤使用量计算，这一区域的使用密度大概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这是中国工程院的研究结果。
这么多燃煤集中在这一地区，密度太大。中国大部分汽车集中在东部，东部地区每平方公里汽车的密度是美国平均密度的两倍，东部地区的化石燃料使用量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且过于集中。雾霾产生是这一区域高碳模式发展的必然结果。
30年来，中国过度依靠化石能源来解决动力问题，雾霾的出现，根本上来说是中国能源病、结构病和体制机制病的综合反映。现在要治理，就要从体制、机制这些根本问题上着手。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北京、天津等不少东部地区相继试水煤炭消费总量控制，这被认为是一种进步，一些人乐观地评论这样可以实现空气质量改善和能源结构调整的双重目标。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的实践也基于国家的宏观目标，在千呼万唤才出来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国家已经明确提出要制定国家煤炭消费总量中长期控制目标。依靠此项行动，能从根本上改善空气质量吗？
刘燕华：提出“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是一件好事，但是实际上，推行这一政策还存在阈值的问题，即环境容量的高限值。现在我们都知道燃煤使用的密度远远超过了生态容量，只是，这一区域的煤炭利用强度达到多大的值才能保证没有雾霾，也就是多大的煤炭使用量才是合适的值？目前为止，甚至没有做多少研究。大家一哄而上进行煤炭消费总量控制，行动背后却没有前瞻性研究结果的支持。
《瞭望东方周刊》：也就是说消费总量控制到什么程度，各地政府本身并不清楚，现在各地提出的控制目标，只是减少百分之多少。
刘燕华：现在的“总量控制”指向是不再增加煤炭消费量。但是，“总量控制”到什么程度才能保证不发生雾霾，没有进行关键性的数据。如果这个总量超过阈值，雾霾还是会继续存在。
《瞭望东方周刊》：这意味着在缺乏科学依据的前提下，推行了煤炭总量控制政策。
刘燕华：现在很多治理雾霾的决策，看起来决心很大，不惜花很多钱，但并不能解决雾霾的实质性问题。
需转向控制燃煤散户
《瞭望东方周刊》：华北地区是产煤耗煤大区，也是雾霾天气重灾区。华北地区没有充足的水能、核能等来替代燃煤，只能依靠技术改造实现雾霾治理的效果，这其中控制污染物排放是重要的环节。现在中国的污染控制技术能起到多大的效果？
刘燕华：对于中国的煤炭消费来说，一半用于燃煤发电，一半用于散户，比如小锅炉、居民自家的取暖等。事实上，中国大的燃煤供热发电厂在污染物控制上已经达到了世界水平。与此同时，散户对空气污染排放的贡献是最大的，散户使用的煤炭通常不是优质煤，而且小锅炉的单位排放量要比高技术的燃煤发电大得多。这里存在一个基本测算，估计散户在使用煤炭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量占到总体空气污染物排放量的70%~80%，这里主要指燃煤。
当下虽然绝大部分的污染源来源于散户，但是治理措施主要还是在燃煤供热发电厂这些大户上，其中一个原因是散户排量不可控。我建议国家雾霾治理的主要方向和投资应该转向解决散户的污染排放，这样减排的效率会更高。比如北京的郊区，家家户户还有煤烟味。如果能把散户解决好，是花小钱办大事。解决排放比例更大的散户，工作起来比较费劲。但这根硬骨头不啃，产生空气污染物的绝大部分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王志轩也曾撰文指出，燃煤虽然是造成雾霾的重要原因，但不是电厂的燃煤，而是大量的工业锅炉、炉窑及生活散烧燃煤。
《瞭望东方周刊》：在控煤的问题上，当下是否面临着整体思路的调整？
刘燕华：这几年，北京以及各地都提出了一个口号“煤改气”，这样就需要大量的投资进行设备改造。可以核算一笔账，煤改电以后，能降低污染物排放多少呢？可能降低不到1%。而改造设备却要投入几十亿甚至上百亿，投入和结果不匹配，等于是高射炮打蚊子。
华北地区大部分的气都供给北京使用，“煤改气”之后北京要抢占周边地区的天然气份额。这样天然气又不够用了，北京市之后又提出“煤制气”，又花一笔钱。“煤制气”过程中造成的能源损失，至今没有计算进去。这些做法确实值得商榷。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全国各地都提出了治理雾霾将要投入的资金，北京治理PM2.5投入将高达7600亿元。治理的钱将用在哪，合算不合算，都是棘手的问题。
刘燕华：治理雾霾，政府有决心，要赞扬，但是必须有治理雾霾的成本核算，讲究整体有效，整体有效是指区域性的，而不是局部有效或者说局部的业绩。情况不明，只是决心大，可能造成很多浪费，在治理雾霾过程中，反而又增加了雾霾。
《瞭望东方周刊》：雾霾治理成本核算现在是否已经在推进中？
刘燕华：甚至还没有人研究这些。现在只是急着政策拍板，表决心。拍板这些决策、治理雾霾的时候，需要有效的科学论证。（原标题：原标题：对话科技部原副部长刘燕华：随意性政策驱不了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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