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 访：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哈佛大学中国基金主席柯伟林教授
采访者：记者刘赫 樊婧云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表现出很强的改革决心和信心
人民论坛：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顶层设计和全面战略部署。您如何看中国的改革？
柯伟林：十八届三中全会表明了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决心，新一届领导人也表现出了很强的改革自信，尤其在解决内需、惩治腐败等问题上作出很多努力和尝试。我希望，目前的中国改革除了自上而下、党内展开整风和调查之余，能够更深层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比如建立更公开透明的行政系统和司法系统。大约一年前，有项关于“哪国是最受崇敬的国家”的调查，结果显示排在第一位的不是美国，而是德国。德国的现代化、科技化、民主化都非常成功，中国可借鉴德国经验。
人民论坛：您怎么看中国梦？
柯伟林：如果问美国人，什么是美国梦，我想答案应该会非常的物质化，如一个学生什么时候能拥有一辆车，主要是个人主义的表现。但在中国，中国梦更强调集体、国家、民族。事实上，从孙中山开始，中国领导人就一直在谈论民族复兴。上世纪40年代，中国摆脱了不平等条约，结束了一个世纪的屈辱史，并在二战胜利后成为一个强大国家。过去二三十年只是中国崛起的最新章节，中国恢复往昔的显赫与权威不可避免。21世纪的中国梦植根于20世纪的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中国有能力实现长期追求的现代基础设施之梦、企业家之梦和世界一流的教育梦。
人民论坛：您曾研究中国20世纪的对外关系史并指出，20世纪可以说是中国“本土国际化的世纪”，该怎样理解这句话？您怎样看1978年以后的“中国国际化”进程？
柯伟林：从越战结束到今天，东亚地区拥有自鸦片战争以来前所未有的和平时期。从战略角度看，这是中国面临的极好机遇。今天的中国没有敌人，俄罗斯不是，日本不是，越南不是，印度也不是。中国没有外部威胁。过去三十多年中，这种和平与安定始终是中国繁荣的基石。任何威胁到和平的因素都会影响中国的繁荣。中国出色、积极地利用了这一和平环境。
有人说今天的东亚像一战以前的欧洲，我不赞同。一场世界大战的发生不是无缘无故的，它有军事部署在先。一战前的欧洲人拥有战争计划，并且那些计划一旦实施就无法逆转。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一战前的欧洲与今天东亚的情况差得很远。
日本的最大问题在于缺少诚意
人民论坛：对当下的中美关系您如何评价？
柯伟林：美中关系正在经历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积极的时刻。美中关系直到二战时期都不是世界关注的焦点，对于彼此也并非至关重要。二战时期我们结为同盟，但很遗憾，很快我们就成为了敌人。不过从上世纪70年代起，美中关系成为对彼此最重要的关系。
今天的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多了很多，但是这种了解仍然不充分。美国人常常脱口而出：中国人这么做，中国人那么说，好像中国每一个人的想法都如出一辙。事实上，中国有很多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利益集团，以及各种各样的看法。中国是个非常老练、非常复杂的国度，外人很难轻易看懂。
人民论坛：目前中日之间对于历史问题的争端，您怎么看？
柯伟林：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人执着地要从日本人那里得到真诚的致歉，而日本人执着地拒绝这么干。日本人其实也道歉，但对亚洲人而言，无论是韩国人，中国人，还是缅甸人，他们都认为日本的道歉并无诚意。如果日本想显示诚意，最不该做的事情就是参拜靖国神社。
但是，中国也不要过度反应，给日本可乘之机。大国不应该让一些小事件成为他们的核心关注点。日本也不是唯一一个面临历史挑战的国家，中日关系有几千年历史，在过去一百年间，中日之间也一直维系着重要领域间的合作。
20世纪70、80年代的中日关系是很好的。那个时候，这些历史问题并未消失，但人们选择面向未来，而非过去。今天的中国年轻人，有的从未与日本人照过面，但表现得比他们的长辈还要抗日，这是说不通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去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当然要抱怨，要抗议，但不要被这个问题困住。
人民论坛：亚太地缘局势稍显紧张，这对中国在亚洲的地位会造成什么影响？
柯伟林：曾经的中国在贸易、军事等方面均为亚洲领导者。如今，中国的发展更为迅速。中国无疑是亚洲，乃至世界上重要的力量。中国今天的挑战不仅在于成为这种主要力量，还在于成为一个积极意义上的领导者。中国是“大哥”，可以向其他区域性力量提供支持。中国不需要去争海上的每一个岛屿，北京也不需要跟邻国在所有问题上达成共识。中国很强大，应该要有自信。我观察到，北京处理棘手的地区性问题已日趋圆融。拿台湾问题来说，2008年以来，中国大陆和台湾在以一种谨慎而非情绪化的方式处理两岸关系，这样的方式令人赞许。
我不建议任何国家模仿美国政治制度
人民论坛：您认为中国在“和平崛起”过程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柯伟林：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这项挑战并不是简单地就能战胜。我不建议任何国家去模仿美国的政治制度，就像我从不建议任何想建设一流大学的校园去复制哈佛，因为这个过程太过于复杂。20世纪初，中国废止很多历史制度：帝王制度、科举制度以及粘合国家与社会的乡绅制度。此后，中国从国际社会模式中又尝试了各种各样的选项：如宪政共和国、袁世凯的“中华帝国”、军阀割据时期无法无天的军国主义、上世纪30年代短暂的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50年代的斯大林主义以及由此衍生的60年代的毛泽东主义，等等。
那么，什么才是适宜的政治体系呢？中国自身的政治传统值得审视。中国需要公开讨论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让中国人的才华和经验得到发挥。中国需要通过一些方式实现政治放松，实现康梁在1898年提出的广开“言路”，以及对这个国家的重大议题进行实实在在地讨论。我想中国的未来在经济增长、基础建设、教育和军事四个方面将很强大；但是中国需要一种和平转型的能力，让已经能够做明智决定的中国人在自己的政府中发出更大的声音。我认为对于要把中国带入下个世纪的领导人来说，这是很大的挑战。
海外中国学研究愈发重要
人民论坛：最后，请您介绍下目前海外中国学的研究现状。
柯伟林：中国学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研究范畴会越来越广泛。随着中国软实力的增强，不仅有更多中国留学生出国学习，也有越来越多对中国感兴趣的外国学生赴华学习，美国学术界也在积极探索与中国高校之间更多的合作项目。
【编者的话】柯伟林教授（William C. Kirby），哈佛大学中国基金会主席、哈佛大学商学院史宾格勒家族工商管理学教授、美国人文科学研究学会院士、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理事，是世界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先生的关门弟子。作为国际知名的现代中国史学家，柯伟林教授的著作在国际背景下探讨了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中国商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状况。近日，柯伟林教授在北京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就中国的改革与崛起、中美关系、中日关系、海外中国学研究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原标题：《中国需要一种和平转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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