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年一度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将在韩国召开。届时来自世界各地的几千名数学家将参加这一国际数学界的顶级学术会议。
可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家袁亚湘却有些担心：这种档次的学术会议，中国科学院派出几十个人与会并不为过。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后，各部门严控“三公”经费，但政策执行时变了味儿，比如一刀切地规定出国交流一个团只能去几个人。
袁亚湘所在的科协界别，有31位委员在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易建强的提案上签了名，呼吁不要把科技工作者进行正常的国际学术交流经费当成三公经费来砍掉，不要一刀切。
3月4日上午，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参加教育界别联组讨论时，受多名教育界委员委托的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委员当面向俞正声反映了这个问题。
当天上午的发言都很紧凑，本已发言完毕的葛剑雄看还有一点时间，就站起身来，表示自己要说出大家的心声：“现在中央的八项规定很好，但是不要把官员的标准无条件地套到大学校长、教授、科学院院士和科研部门身上。”
刚刚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大学副院长的高鸿钧委员说，要做出国际水平的重大的原创性成果，就必须去国际高水平的平台上进行交流合作。
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美国、欧洲的一些会议的文献和资料不是立刻对外发布，而是几年后才发布。 “想通过图书馆拿到这些资料是很难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一研究院第一研究所研究员曲伟说。
对科学家来说，出国开会，不是简简单单地开会就完事了。在通常情况下，在结束会议后，科学家们还希望去拜访大学或研究机构，与相关领域的专家们交流，希望能有更实质性的合作。一般也要10到15天左右的时间。
高鸿钧这位凝聚态物理学家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科研人员出国参与合作、交流，就像农民下田种地、工人去工厂干活一样。如果像限制官员出国一样限制科学家们出国参加正常学术会议的频率，“这对中国科技发展是严重的阻碍。”高鸿钧说。
袁亚湘对记者说， 普通科技工作者受到影响是“很可怕的事情”。
他的一些同事和同行最近陆续给国外同行写信，解释要取消原定的交流计划。也有外国科学家为此发来邮件询问，觉得对此无法理解。
袁亚湘还举了一个例子，中国科学院院长、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长白春礼有一次去巴西参加发展中国家科学院的会议，路途遥远，而且按照行政级别，有出国时间限制，结果白院长参加了开幕式，闭幕式就无法参加了。
“我们绝对拥护中央的决定，压缩三公经费，但是执行起来不要变味儿。” 袁亚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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