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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取消了，然后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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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学科审批取消：“摆姿态”或“动真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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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国家需要发挥引导作用，尤其是在我国。在促进学科发展的问题上，从政府角度可以有意识地支持一些有益于增强国家实力的学科，促进它们办学水平的提升。
国家应该培育社会中间机构，对高校办学质量和水平进行社会化评价，让每个学校按照学术规则来进行竞争，而行业本身也应该自治，形成行业规范。
■本报记者 陈彬
“重点学科建设还有完没完？”这是多年以前，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业大学原校长左铁镛在参加一次博士生答辩时，提出的问题。
事实上，近些年来，人们对于高校重点学科是否还该继续的争论，绝不仅限于左铁镛的此次发问。而就在本月中旬，这一问题至少在形式上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
2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再次取消和下放64项行政审批项目和18个子项，其中包括取消国家重点学科审批。
评审取消了，但有关重点学科的争论就真的尘埃落定了吗？
“摆姿态”还是“动真格”
如果仅仅讨论取消重点学科审批本身，那么，该决定的出台的确博得了几乎一致的赞扬声。
在那次答辩上，左铁镛面对的博士生名叫李娟。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如今已经担任北京工业大学研究生工作部部长的李娟坦言，自己之前就对取消重点学科审批权有所耳闻，但“没想到会出台得这么快”。
“这确实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李娟说，“这表明国家确实是在放权，也更有利于高校学科的发展。”
李娟的观点代表了很多人的意见。舆论普遍认为，此次放权表明教育部门在“动真格”，也为接下来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开了一个好头。
据了解，国家重点学科评审起源于1985年，其初衷是“根据同行评议、择优扶植的原则，有计划地建设一批重点学科”。然而，在评审过程中，由于包括行政力量在内的诸多因素的干涉，这一评审愈加“走形”。
南京林业大学林产化学加工工程学科博士生导师林中祥所在的学科属于国家重点学科。平时与同事、朋友聊天时，林中祥发现，大家对于重点学科审批程序的抱怨并不少。“目前主要问题是在评审中‘小动作’太多，权力寻租之下的‘互相帮助’太多。”林中祥说，现在停止审批，的确是一件很应该的事情。
然而，就在有人认为相关部门要“动真格”的同时，也有人觉得此次改革依然没有脱离“摆姿态”的阶段。
“扩大和落实自主权，减少行政干预，这自然是一种进步，但我们也应该客观地看待。”采访中，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直言，重点学科评审一般是五年一次。换言之，这并不是一项日常性的工作，且因为重点学科主要集中在少数高校，其覆盖面很小，对高校的影响力相对有限。
“仔细算来，不管是从重点学科评审的时间跨度还是空间跨度看，此次改革的实际意义可能没有那么大。”别敦荣说，这样的改革其实更多地只是表明了教育部门的一种姿态。
取消≠不做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对于教育部的此次放权持何种态度，对于重点学科评审本身，人们并不愿否认它的存在价值。比如，李娟在表达对此次改革的欣喜之情的同时，也不隐瞒内心的一份担忧，那就是“取消了，就不做了”。
“其实重点学科评审体现的是我国‘集中精力办大事’的一贯原则。在这一前提下，通过重点建设，一批学科达到了与国外顶尖学科比肩的程度。因此，重点学科评审本身是有意义的。”李娟认为，经过近30年的发展，此项评审确实有一些负面因素，此时取消审批权也是一件好事，但需要防止地方政府和高校的简单“跟风”行为。“国家不做了，就谁也不管了，这其实不利于我们的学科建设。”因为重点学科建设“择优扶植”的原则是没错的，只是择优的原则和扶植的政策需要认真考虑。
对于此种意见，别敦荣表示赞同。“在全国同类学科中，作为优势学科和位于发展前列的学科，依然享有被标注为重点学科的必要，其地位和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取消并不意味着没有，关键是我们的评价究竟是学术行为还是政府行为。”
既然如此，那么重点学科审批被取消后，高校学科质量又该如何评价呢？
让我们再次回到多年以前的那次博士生答辩现场。面对“有完没完”的提问，李娟的回答是“既有完，也没完”。
“直到今天，我还坚持我当初的看法，”她说，某学科通过重点学科评审并作为重点学科建设到一定程度即具有“自我造血能力”以后，作为“重点”的学科建设即“扶植政策”也就该结束了，因为对成熟学科过度地关注会造成“马太效应”。但人们不应就此停止，而应该转而关注更加新兴的交叉学科，从这个角度上说，重点学科评审又是“没完”的。
“我们常常过分关注某些已很成熟的重点学科的建设，这也是重点学科评审遭人诟病的重要原因。因此，在未来的评审中，我们应该将视角更多地放在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上。”
当然，与李娟的观点相比，相信很多人谈到高校评价时，首先想到的还是去行政化的问题。例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曾坦言，社会评价体系目前在中国是缺失的。他还建议，国家应该培育社会中间机构，对高校办学质量和水平进行社会化评价，让每个学校按照学术规则来进行竞争，而行业本身也应该自治，形成行业规范。
“取消国家重点学科评审之后，如果不淡化学科评估的行政色彩，学科发展、建设的行政化问题，就将继续存在。”在一篇评论中，熊丙奇如此表示。
行政与学术矛盾吗
对行政力量干涉学术行为的担心，绝不是少数人才有的。事实上，就在中央宣布取消重点学科审批权的同时，已经有人担心，地方和高校行政力量是否会借此加强行政力量的干涉。
对此，别敦荣坦言，这样的担心并非多余。但他同时强调，防止行政力量的干涉也不能矫枉过正。“国家需要发挥引导作用，尤其是在我国。在促进学科发展的问题上，从政府角度可以有意识地支持一些有益于增强国家实力的学科，促进它们办学水平的提升。”
在李娟眼中，这样的学科几乎等同于“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
“行政和学术其实并不矛盾，学科建设不光只是学术问题，也是管理问题。”她说，在我国“穷国办大教育”的背景下，某些新兴学科是很难单纯凭自身力量与成熟学科争夺“阳光雨露”的。此时，行政力量的干涉必不可少。
几年前，李娟曾在英国华威大学学习过一段时间。在这所世界知名的高等学府，她发现行政力量对于学科发展的干涉同样存在，只不过这种“干涉”很有启发性。
“在国内，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实行的是项目负责人制。但在华威大学，某一科研项目的申报却由全校统一组织，项目负责人只起到名义性的牵头作用。而项目一旦申请下来，校方会拿出10%~20%，专门用于支持校内的其他新兴学科。”李娟说。
她表示，在项目负责人制的背景下，项目经费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人”的钱，学校是不能动的。但华威大学的项目申报是学校行为，学校有权动用一定资金支持有前途的学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华威大学的行政“干涉”初衷是对学科的服务和扶持，且遵守了严格、成熟的制度。“被拿走部分经费的学科，当初可能也正是得益于这种制度才发展起来的。”
“如果没有行政力量的管理与监督，是不是我也可以发起一个‘十大学科’的评比呢？”采访中，林中祥也表示，任何行业都需要行政力量的引导和管理，但要按照游戏规则进行。“学术或行政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我们依据的标准和准则是什么。”
“关键一步”是什么
尽管认为这次取消重点学科审批，已经触及到了教育行政部门的某些核心权力，但在评论中，熊丙奇也坦言，这只是教育核心行政权力下放、取消的很小一部分，对于制造教育计划体制的招生计划审批权、考试组织权、学位授予权等权力，也有必要加以纠正。
“只有取消这些权力，把招生、培养、学位授予权力归还大学，才能真正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到的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大学才能真正做到自主办学。”他说。
在记者采访中，对于取消重点学科审批权之后，教育行政部门还应该下放哪些核心权力，人们也有着不同的看法。
比如在谈及这一问题时，别敦荣便表示，教育部必须首先杜绝行政领导直接到学校指导工作的做法。“没有哪个国家的教育部领导一到学校就发布‘重要指示’或‘作重要讲话’。教育主管部门可以到学校调研，但他们更多的时候是在办公室工作，对一所高校的具体情况缺少研究，怎么可能知道一所具体的学校该怎么办呢？”
此外，别敦荣还坦言，学校党政领导的任免权也应交给学校。目前，部属院校的校长、书记的决定权在于各个部委，省属院校则由省委组织部决定安排。在他看来，这样的任命方式容易导致学校领导的行政化和官僚化。
“从政府角度看，政府是可以任命的，但选拔、考核和推荐则应该是学校的事情，而不能由政府包办。”别敦荣说，只有将这样的权力真正下放到高校，教育主管部门的放权才算走出了关键一步。
在采访中，李娟表示，针对研究生教育，她最希望教育主管部门下放招生权。她坦言，目前采用的“指标”式的招生计划体制和招生方式并不能满足人才选拔的要求。“我们难道就一定要用统考方式，才能选拔出人才吗？”李娟问道。
《中国科学报》 (2014-02-27 第5版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