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陆琦

中英气候科学到服务伙伴关系计划（CSSP）日前正式启动，该计划旨在进一步加强中英气候科学家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推进国际领先的气候科学向气候服务转化，造福两国人民。近日，英国气象局气候监测中心主任皮特·斯考特就该计划及气候变化相关问题接受了《中国科学报》记者的专访。

《中国科学报》：CSSP在什么背景下启动？中英双方将开展哪些合作？

斯考特：其实，中国气象局和英国气象局在过去几年开展了密切而卓有成效的合作。气候科学与气候服务是今年中英大气科技合作联合工作组第八次会议确定的3个重点合作领域之一。

CSSP是一个五年计划。根据该计划，未来中英将在气候监测归因和再分析、全球气候变率和变化动力学、东亚气候变率和预测、年代际气候变化和预估方法、气候服务等5个领域开展合作，实现科研、业务能力建设和气候服务的关联转化。这将有利于促进气候科学与服务的沟通，为科研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能够跟中国气象局和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等单位的科学家开展合作，我感到非常兴奋。希望通过该计划，增强中英气候科学家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增进两国气候科研合作，进而提升双方以及亚洲国家的气候服务能力。

《中国科学报》：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人类活动引发气候变暖的可能性提高到了95%。作为这份报告气候成因部分的首席撰稿人，你如何解释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

斯考特：人类活动的影响极有可能是导致20世纪中叶以来气候变暖的主要因素。这是我们的最新评估结论。

在第五次评估报告中，1971年至2010年间海洋变暖所吸收热量占地球气候系统热能储量的90%以上，几乎确定的是，海洋上层（0至700米）已经变暖。与此同时，1979年至2012年，北极海冰面积以每10年3.5%至4.1%的速度减少；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大多数地区多年冻土层的温度已升高，升温速度因地区不同而不同。这些数据说明，气候变暖的事实更为确凿。

由于气温本来就会有波动，于是我们就产生了一个疑问：气候变化是否是大气自身的一种变化呢？事实并非如此。全球变暖不是自然过程，因为我们观察到很多人类活动影响的证据。自1750年以来辐射强迫的最大贡献者来自大气CO2浓度的增加。2011年与1750年相比，人为总有效辐射强迫估计值为每平方米2.29瓦，2011年人为总有效辐射强迫估计值比2005年高43%。人类活动极可能（95%以上可能性）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大部分（50%以上）全球地表平均气温升高。

《中国科学报》：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目前的城镇化发展前所未有，那么城镇化与全球气候变化有没有关系？

斯考特：研究表明，城镇化本身在短期内不会影响气候变化。不过，气候变化给城市带来很多新挑战，比如城市热岛效应。由于城市昼夜温差小，会让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经历更多难熬的炎热夜晚。从这个角度来说，城镇化的确让气候变暖的情况变得更糟。生活在城市中的居民对全球变暖的感受会更加明显。

《中国科学报》：近几年，全球范围内的干旱、洪涝、严寒、酷暑等极端、异常天气现象频频发生，在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不利影响的同时，也让人们从心理上感到畏惧、恐慌。那么，如何从气象科学的角度客观、正确地看待这些天气、气候现象？今后可以进一步提高天气预测的准确度和实用性吗？

斯考特：我们的研究表明，极端天气事件发生概率的增加，是由于受人类活动影响的气候变化所造成的。

随着气候变暖，高温热浪将变得更加频繁，且持续时间更长；湿润地区将有更多降水，而干旱地区的降水将变得更少。这都说明，在未来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发生概率可能将进一步增加，而人类则需要更多的应对措施避免受到不利影响。

《中国科学报》：科学家预测，到2047年，高频率发生的极端天气甚至将成为自然现象的一部分。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种变化？

斯考特：这个结果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温室气体排放量。

如果我们持续排放大量温室气体，可以预见，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极端天气会越来越频繁，强度也会越来越大，应对起来也会非常困难。相反，如果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就可以避免一些非常危险的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

当人们了解了在本世纪末将会发生什么之后，改变自己的行为就变得刻不容缓。对此我持乐观态度。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也可以带来一些附加的益处，比如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可以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少开车更有利于身体健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