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彭科峰 崔雪芹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刊《青年》杂志，次年杂志迁往北京，改名《新青年》，影响中国百年历史的“新文化运动”由此展开。

如今，在新文化运动百年发轫之际，北京大学哲学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台湾大学哲学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和安徽大学文学院等，决定启动“新文化运动百年反思”议程，对这场伟大的运动进行研究与反思。

目标是否实现？

作为一场伟大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也引发了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思想、道路和理论的激烈争论。百年将近，新文化运动当初提倡的种种目标到底实现了没有？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周程认为，陈独秀曾在《新青年》发刊词中强调科学与人权，也就是民主犹如车之两轮缺一不可。但是时至今日，科学和理性在中国仍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局？这就不能不考察中国启蒙和西方启蒙之间的差异了。在中国以及日本，如同李泽厚先生所言，启蒙只是个手段，目的是救亡图存。保全国家的独立才是第一位的，至于人的独立需要服从并服务于国家的独立。这样一来，人的现代化问题就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搁置下来了。”周程表示。

他进一步表示，就新文化运动倡导的启蒙而言，西方国家很早就接受了启蒙的洗礼，理性和科学被不断地强调。但是，理性和科学在中国尚未完全扎根，中国的问题不是理性过头了，而是理性不足；科学不是宣传得太多了，而是讲得少了。因此，启蒙在中国还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课题。

浙江大学哲学院教授盛晓明指出，一百年后，我们的科学有了一个庞大的躯体，仔细琢磨发现，它其实没有灵魂。“科学精神到底是什么，格物、求实，还是创新？魂在游移。迄今为止，我们在科学的制度化上似乎缺失某种核心的信念。制度就是信念的外化。”

存在负面影响

新文化运动时期，打倒传统的儒家学说曾经成为核心之一。在今天的专家们看来，此举有偏颇之处。

周程指出，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等人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日本的影响。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儒学批判与“明六社”时期的儒学批判有不少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儒学在中国是文化内核，在日本终究只是一种外来文化。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韩水法认为，“新文化运动”时代，中国知识界和知识分子其实没有作好理论准备。他们对传统中国的理解，多数是基于直接的经验，并不是出于体系性的知识。“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文明体系，在五四之后，通过不断的激进化的行为，在没有充分地了解、没有很好地考察的情况下，就彻底地被摧毁了。”

反思文化“进行时”

“在新文化运动即将迎来百年之际，我们如何对其进行合理的评价与反思，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也关系着每一个生命个体的思维与认知。”韩水法认为。

他举例说，新文化运动中，人们对儒家，对中国的传统制度有很多批评，“当初人们为什么会提这样的思想？到了现代社会，它们为何又不适用了，或者在哪些方面不适用了？这些都是需要研究和弄清的。

“本次新文化运动的百周年纪念就是一个从当下的、鲜活的社会文化语境出发，对文化挑战‘进行时’的反思与回应，而不仅仅是‘过去时’的回顾和重构。”韩水法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