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上海10月20日讯（记者黄辛）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日前发布《中国网络社会心态报告（2014）》（以下简称《报告》）。该项目负责人，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桂勇博士介绍，数据收集工作历时8个月时间，覆盖1800名多元职业、多元社会群体的网络用户，项目组通过分析样本用户在近两年间发布的所有新浪微博文章，就社会议题、社会情绪、群体认同与网络行动、社会思潮四个部分进行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学历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全面系统地深度呈现当前中国网络的社会心态，形成《报告》。

报告对网民在网络上表达的社会情绪进行了详尽研究。

一、多数用户感受到个人发展，发展效能感逐龄增加，生活压力感逐龄减弱

在对发展效能感等正面情绪的感知中，约64.9%的网络用户表达出一定程度的发展效能感，这表明多数用户感受到个人的发展。底层网络用户的个人实现程度最低，“毫无”发展效能感的占比18.9%，而商界精英、知识技术人员、体制内人群发展效能相对良好：“毫无”发展效能感的商界精英仅占群体总数的1.3%，体制内人群和知识技术群体的这一比例分别为5.1%和5.3%。同时，网络用户的“发展效能感”整体上随年龄的增大而变强；抱有“强烈”发展效能感的人更多集中分布在60、70后人群里，这可能与“资历社会”的现实情况存在联系：年龄越高，社会资历越丰富，所占有资源就越多，发展效能自然更好。

44.0%的网络用户感受到生活压力。此外，生活压力感呈现出年龄越小，压力感越强的特征。其中，80、90们生活压力感尤为突出，有压力感的分别占到各自群体的53.5%、57.5%。同时，社会底层群体也是生活压力感最强的群体，“有一点”或“强烈”感到压力的分别占群体总数的47.9%、18.3%。

二、生活工作感受和个人经济预期总体良好，商界精英感受最好，底层群体感受最差

在生活感受方面，51.3%的样本表达了幸福的感受，6.8%的样本表达了不幸福的感受，其余样本没有明确的表达。商界精英群体在网络上晒幸福感受的比例最高（68.3%），其次为专业技术人员（55.9%）和体制内人群（52.7%），底层群体比例最低（29.2%）。在工作感受方面，66.1%的样本在网络上表达了自己对工作的满意。商界精英群体在网络上表达对工作满意的比例最高（78.2%），其次为专业技术人员（73.2%）和体制内人群（68.8%），底层群体比例最低（39.5%）。

网络用户对个人未来经济状况预期良好。在可清晰判断其预期的853个样本中，60.7%预期个人的经济状况会越来越好，仅有3.8%认为可能越来越差。商界精英群体预期个人经济状况会越来越好的比例最高（71.8%），其次为体制内人群（64.0%）和专业技术人员（62.6%），底层群体比例最低（44.2%）。另外，底层群体中11.5%预期自己的经济状况会变坏。

在对收入合理性的判断方面， 41.9%的样本认为自己的收入合理，10.4%的样本认为自己的收入不合理，其余47.7%的样本无法判断其对收入合理性的态度。

三、信任感普遍不低，体制内人士表现出“强信”倾向，商界精英表现出“弱信”倾向

调查数据显示，网络用户中72.7%显示出不同程度的社会信任感，66.8%显示出不同程度的媒体信任感。样本在网络上表达的政治信任感偏低，但也有45.1%的样本明确表达出政治信任感。尽管上述数字与人们关于中国信任度很低的通常认识不一致，但跟一些线下调查的结果是一致的。

底层群体和体制内人士具有媒体信任感的比例相对较高,分别为70.2%和69.9%；专业技术人员的相应比例为65.8%；商界精英具有媒体信任感的比例相对较低（59.7%），比底层群体和体制内人士低约10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体制内人士同时表现出较强的媒体信任、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除了媒体信任感在四个群体中居于第二外，表达出社会信任感和政治信任感的样本比例都在四大群体中居于最高，分别为75.6%和62.0%。而商界精英对外界的信任感相对较弱，除媒体信任感最低外，表达出政治信任感的样本比例（37.4%）也位于四大群体之末，比体制内人士低了近25个百分点。

四、爱国主义情绪与政治冷漠感并存，政治冷漠感随年龄上升而下降，爱国主义情绪遍及不同年龄与不同学历人群

调查数据显示，在可清晰判断其态度的样本中，87.6%的网络用户表达出爱国主义情绪，其中42.8%表达出较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在可清晰判断其态度的样本中，48.5%的网络用户表达出政治冷漠感，其中19.5%表达出较为强烈的政治冷漠感。

政治冷漠感最强的群体是知识技术群体，54.8%的人表现出政治冷漠感；政治冷漠感最弱的是体制内人士，仅有39.7%的人表现出政治冷漠感。此外，政治冷漠感随年龄上升而下降，90后、80后、70后、60后和50后（及以前）等不同代际的人群表达出政治冷漠感的比例分别为61.8%、57.4%、42.8%、31.9%和25.5%。但是爱国主义情绪的表达与年龄和学历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五、底层群体不公平感表达强烈,财富两极群体在不安全感上“抱团”

在对于负面情绪的感知中，持有不公平感、不安全感的网络用户分别占总体的44.7%、41.3%。

不公平感表达最强烈的是底层群体，“有一点”或“强烈”感到不公的人分别占到这一群体的39.7%、25.1%；其次是知识技术人员，“有一点”或“强烈”感到不公的人共占43.0%。

与不公平感类似，底层群体的“社会不安全感”同样最为强烈，约占比50.5%。不同的是，商界精英取代知识技术人员成为持有这一情绪的第二大群体，约占比45.8%。由此可见，位于财富两极的人群都较容易产生“社会不安全感”。

从数据上看，底层群体的不安全感可能与其社会保障不足相联系——其社会财富的拥有程度不足以支撑其生活无忧，因此产生“不安”。调查数据表明，底层群体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关注度较高，满意度却很低，约有43.9%的底层人员对“收入分配问题”表现出了关注，这一比例仅次于商界精英群体（占有效样本数的49.3%），并高于体制内人群（占有效样本数的41.3%）和专业知识技术人群（占有效样本数的34.4%）；而就“收入分配问题”的满意度来看，底层群体的满意度明显低于其他群体,仅有5.0%的人表示满意。这一比例远低于专业知识技术人群的30.2%和体制内人群的30.6%；此外，底层群体还是针对“收入分配”进行网络抗议最多的群体，约有7.9%的底层人员对目前的收入状况有过网络抗议行为。

而商界精英的不安全感可能与对未来前途的焦虑和对现有财富的恐慌有关。对部分商界精英群体博文的深度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

六、对资本和知识的抵制情绪没有想象中高，仇富情绪随收入的增加和学历的上升而下降

数据还显示，持有仇富和仇恨专业技术人员情绪的网络用户分别仅占总样本的7.6%和5.2%。

值得注意的是，商界精英群体仇富情绪最淡，仅有1.7%的人表达出仇富倾向；知识技术人员群体和体制内人群表达出仇富倾向的比例分别为7.2%和7.0%；仇富情绪表达最强烈的是底层群体，约12.9%的人表达出或多或少的仇富倾向，其中5.9%表达出强烈的仇富倾向。此外，网络用户受教育水平越高，仇富情绪越不明显：在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群体、本科生学历群体、大专（高职）学历群体及高中（及以下）学历群体中，有“仇富”情绪的人分别占各自群体总数的5.6%、7.1%、8.4%、10.4%。调查还发现，年龄越小，仇富倾向就越不明显。50年代及以前到90年代间，不同代际的样本仇富情绪出现的频率依次为9.7%、9.1%、7.0%、6.2%、4.0%。

网络用户对专业技术人群的抵制情绪在知识技术人员内部较为明显。数据显示，6.9%的知识技术人员和5.0%的商界精英对专业技术人员怀有抵制情绪，高出底层群体和党政人员2~3个百分比。

在报告称为“三仇”的三种负面情绪（仇官、仇富、仇知识技术人员）中，网络用户在仇官情绪的表达上略微突出，其中有比较强烈仇官情绪的样本占总体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