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不久前， 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在“推动创新，创造价值”的大主题下，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开幕式致辞中提出“政府带头自我革命”的崭新提法，要为企业创新松绑。
他所释放的积极信号，着实让长期囿于行政体制羁绊的创业者们兴奋不已。
事实上，本届政府自成立以来，在鼓励和推动创新上可谓不遗余力。同时“向自己动刀子”，把推动行政改革摆放到了一个相当突出的地位。一年多来，各部门就已取消和下放了6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
然而，对国家确定的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言，政策的“进化”却颇有些因循守旧和力不从心。不幸的是，真正重大的创新恰恰是诞生于这些行业。
以蕴含巨大创新内容和未来市场的基因检测领域为例，因受困于传统体制，创新产品遭遇到准入审批、定价审批和医保审批等层层政策壁垒，患者进行个性化诊治迫切所需的，能极大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创新产品难以进入市场，“程京们的烦恼”挥之不去。
早在2011年4月，时任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考察博奥生物时就曾指出，有关部门要转变机制，找出改革办法，先行先试，解决困扰“程京们”在生物医药领域创新、创业所面临的诸多关键共性问题，共同支持“程京们”创造更多的奇迹。然而，几年过去了，“程京们”虽四处奔走发声，却烦恼依旧，创新产品推开市场之门仍举步维艰。
平心而论，基于当前中国对创新的战略性渴求，没有任何部门有阻碍创新的主观意愿。造成现在栓塞的原因，根本在于具体执行部门无法解放思想，受到诸多条条框框的禁锢，使得政策远远落后新兴产业的发展，客观上对创新造成了阻碍和伤害。
要知道，我们正处在一个科技创新一日千里的时代，新理念、新技术不断涌现，任何一个政府和部门都不可能有能力和精力对此管理得面面俱到。因此，政策与其跟在后面跑，倒不如减少政府干预，将创新交给市场。
诚然，在创新过程中，难免会有不足之处。想让创新活动有所作为，管理部门非但不应该过分担忧其不受掌控“出乱子”，相反，应该有这样一种理念：要给予创新活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甚至更要为其提供帮助、扶持和引导，为其创造条件。
令人遗憾的是，一些部门和干部思想僵化、不敢担当、懒于学习和改革，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仅仅当作口号，将过去不合时宜的条条框框和规章制度奉为经典，遇到问题不解决或者“踢皮球”，推卸职责，只求明哲保身。
这正是造成“程京们烦恼”的深层次原因：虽然受到国家领导人的鼓励和支持，却无法在实际操作层面突破体制的藩篱。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一个社会的创新精神、创新力，极大地依赖于国家和政府。当政府管治效率不高时，国家的创新必然会停滞不前。当前，阻碍我国创新的正是政府什么都要包办管理的现状。只有政府和部门减少管制、增加供给、提高效率，才能真正地营造创新氛围，激发创新，带来大突破、大发展。
联系到最近正在热播的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虽然程度和表现形式不同，但在对比改革之初和当前发展转型的两个关键时期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两个时期面临的局面非常相似：顶层设计和市场一上一下都有强烈的变革意愿，但僵化的思想和体制却牢牢地阻碍和禁锢着一切。
这种禁锢是一个国家长期历史文化演变与积淀的结果，是管理文化的内在表现。正因为其强大的惯性，很难指望其一夜骤变。因此，如果想要有所改变，必须从一“点”加以突破。
30多年前，正是通过“创办特区、特事特办，闯出一条路来”的“点”上突破成功，才让有关机构信服和转变认识，最终倒逼机制的全面改革。
那么在习主席号召创新驱动，努力把中国从大国变为强国的今天，在创新活动遭遇政策壁垒的关键时期，是否能在创新活跃的领域，大胆以改革之初的“特”字形成突破，在一定程度上理顺创新链条？
例如，既然“程京们的烦恼”已被各方认识与关注，那么在这个全世界都极其关注、创新意愿和市场需求都颇为强烈的基因检测领域，有关部门能否松开一条口子，以“特殊的行业、特别的政策”鼓励其闯出一条路子，为突破体制的束缚建设一个“试验区”？能否真正以“程京们的烦恼”为突破口，倾听他们的心声和建议，试着开开绿灯，让他们和政府一起探索更多更好的行业管理办法呢？
李克强总理在回答国家应该如何鼓励创新这一命题时强调：“首先要给企业创新松绑，营造一个宽松的创新环境，政府要继续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
无论如何，创新的潮流不可逆转。希望我们的监管机构积极响应主席和总理的号召，认真落实创新驱动这一重大国策，争做和煦的春风，让创新的星星之火最终燎原；而不是成为残酷的倾盘大雨，使创新的火种陨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