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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院士助阵能否挽救科普颓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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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排除在现有业绩评价体系之外，没有经费支持，搞科普难上加难 |
8月13日下午，已经举办了31期的“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活动第一次走出了北京，来到上海，在锦江小礼堂举行了第32期活动，主题是“科学家与科普创作”。
与以往的活动只邀请两三位科学家谈一个专题不同的是，这次活动一下子邀请了10位院士，而他们也大多是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各分册的主编，“这么多院士聚在一起很不容易，他们都是国内各研究领域顶尖的科学家，但也都愿意为科普工作做点事情。”活动的主持人、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徐延豪感慨地说。
科普创作是科学家的责任
数学家林群院士讲了一个小故事，有一次他打车去开会，出租车司机开玩笑问，“你这么大岁数了，不在家里抱孙子，还到处乱跑，你开什么会去？”林群回答说，去开数学的会，没想到出租车司机蹦出一句话，“哦，0.618。”，“这是华罗庚40年前讲的，过了40年以后，普通的司机还记住他，华罗庚在科普方面深入浅出都到了这一步！”林群颇有感慨。
在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中，半导体物理和器件专家褚君浩院士担任能源与环境分册的主编。他讲了自己孙子的小故事：正在读一年级的孙子看的电影都是《钢铁侠》、《奥特曼》这些国外的作品，玩的游戏也都是国外的。“现在中国严重缺乏好的科普作品，尤其是吸引人的科普作品”，已经68岁的褚君浩甚至拿《甄嬛传》举例，他听说在日本有四分之一的人在看这部很火的电视连续剧，“这是文艺方面的作品，我们的科普作品也应该有这样受欢迎的作品出来”。
“科普创作是科学家的责任”，被誉为“嫦娥之父”的著名天体化学与地球化学家、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坦言，以前他觉得科学家主要的责任是完成自己的科学研究任务，力争做到最好的水平。但是自从他做了月球的探测以后，最大的一个启发就是科学传播是与科学家做研究工作同样重要的事情，也是科学家的责任，科学家不应该推托的一种义务。
月球探测项目刚立项时，欧阳自远遇到很多问题，“中国为什么要研究月球啊？（前）苏联和美国搞了很多，中国地球上的事情都干不完，到底为什么要去探测月球？对我们国民经济发展有多大的意义？”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去解释这些问题，而在做完很多次讲座之后他得到了很大的支持，尤其是年轻人的支持。他们纷纷表示以后一定要参加空间探测、月球探测、火星探测，“那是多少孩子们啊，我自己都受到一种强烈的震撼和激励。”
已经78岁高龄的欧阳自远院士说：“科学家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是传播科学，不要把科学当成你欣赏的花瓶，而要让更多的公众理解，改变他们的未来，改变他们的生活，这也是科学家的责任。”
著名的肿瘤外科专家汤钊猷院士担任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医学卷的主编，这次医学界有12位院士参加了编写。今年已经83岁的汤钊猷院士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写些科普作品，上世纪60年代初写过一本30万字的《发展中的现代医学》，后来又写过《肝癌漫话》、《征战癌王》，前年又写了一本《消灭与改造并举——院士抗癌新视点》，写完这几本书之后，他建议一些年轻的学者也可以写写科普作品，“科普是双向的，既对年轻的同志有帮助，也对自己有帮助。”
在他看来，科普一定要由一流的科学家来做，至少需要能认识到一流科学的进展的人来写。“以前对科普的印象，好象就是给小朋友普及一般的常识”，而他现在觉得，科普至少应该是反映最新的科学进展。
科普的责任不仅仅是传播科学知识
“科普的责任不仅仅是传播科学知识”，欧阳自远说，自己从二十几年的科普工作中，体验最深的是一定要弘扬科学精神，而且应该传播各种各样的科学方法，还要灌输一种观念：一定要遵守科学道德。
著名的海洋地质学家汪品先院士几年前去美国西雅图，那里是微软公司的总部。汪品先的亲戚在微软公司工作，他说微软公司的人吃饭的时候聊天都聊科幻小说，“社会氛围如果是这样，那科学的文化价值就凸显了”。
在汪品先看来，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把科学作为第一生产力，大大加强了投入，SCI的数量已经是世界第二位了。“但在科学的文化价值塑造层面，恐怕不在往上，而是在往下，原因就在于我们太看重科学的应用力和科学能产生生产力，科学能换钱，换不来就有人想办法弄虚作假，这才是可悲的。”
汪品先表示，并不是要成立一个道德委员会，而是需要弘扬科学的文化价值，更重要的是要告诉孩子、学生和社会公众，科学是有用的，科学其实是有趣的。
著名物理学家陈佳洱院士以《十万个为什么》举例，“《十万个为什么》好在什么地方？就是鼓励青年人问为什么，鼓励青年人追求真理，鼓励青年人用科学思维方式来探索。”他认为，科学普及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科学知识的普及，最重要的是科学精神、科学品德的普及。“为什么科学家有这么大的贡献？科学家的品德也非常重要。爱因斯坦评价居里夫人的时候说，一个科学家的品格对一个时代的影响，超过他才智方面的影响。”
几位院士都对《十万个为什么》的“为什么”表示认可，汪品先说，自己的一个朋友到东京讲学，听众坐得满满的，但是最后一个提问的都没有，他问主办方，怎么今天讲得这么糟糕，没有提问，主办方回答说日本人是懂礼貌的，如果问题太难了，讲者没有面子，如果问得太浅了，提问者没有面子，所以就不问了。“我觉得中国也有这个问题，我们要从孩子开始，让他喜欢问问题。重要的是要问‘为什么’，需要从怀疑开始，科学关键在怀疑，而不是在相信上，我们把科学精神传导给大家，这才是方向。
上海市科协主席、著名的药学专家陈凯先院士觉得：“国内很多设施豪华、费用高昂的科技馆，小孩子在里面玩得非常高兴，但是没有什么进步，没有什么启发，就像玩科学的玩具一样，没有想很多问题。《十万个为什么》是从提问出发，让你去思考，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们科普中要强调的一方面。”
陈凯先还提到最近被曝光的“王林大师”，“科学的普及，要灵敏地反应，快速关注社会的热点，真正把科学的知识用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传达给大家”，他说，这几年更多的问题是出在健康领域，前几年出了一个张悟本，吃绿豆可以治各种疾病，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主流的、科学的声音出来回答这些问题，“科普传播要非常灵活地结合社会的热点，把科普活动变成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从这方面传播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
被排除在评价体系之外的科普很难搞
“好的作品哪里来？需要有好的作者，没有好的作者怎么有好的作品呢？”褚君浩说，培养科普人才刻不容缓，“单靠科学家是不够的，要培养一些专门做科普工作的人才，尤其是从青年开始培养。”
他举例说，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的进化》是爱因斯坦和英菲尔德两个人一起写的，爱因斯坦是科学家，英菲尔德是科普作家，结合起来效果就非常好。
陈佳洱院士也强调，科学绝不能做功利的东西。“我们现在的评价体系、评价标准，要让大家做科普工作很难。”
褚君浩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科学家，有时候做一些科普倒是愿意的，但是三四十岁的、四五十岁的中青年科学家倒不愿意做，“他写一篇论文算他做的成绩，他写一篇科普作品，也许花很多时间，什么都不算。所以一些年轻的科技工作者，不愿意做科普。”
褚君浩也认为，科学家做研究工作就有责任把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前沿知识用通俗的语言告诉大众，所以科普应该是科学工作的一部分。
欧阳自远院士就有亲身经历，他申请到973、863项目的课题，“我说应该拿出1%、2%来做科普工作，拍几个光盘，把整个过程都讲清楚，比如嫦娥一号。但被告知我们这个项目不包括科普，科普应该另外找钱，这个项目就是研究。”欧阳自远也很无奈，“你要搞科普，难上加难，没有经费支持”，他觉得应该可以拿出一少部分经费来支持科普工作，“但是从来没有一个项目里能够允许含科普的经费。我觉得应该呼吁一下。”
欧阳自远曾经写过一本科普书——《再造一个地球》，出版社给他推荐了一位有专业基础、文学表现能力非常强的年轻学生，“我跟她把所有的故事都讲了，我觉得也是合作啊！干嘛非得你一个老头自己写下去，写不完的，而且写得不生动，年轻人根本不爱看你这些老古董写的东西。”欧阳自远说，“我们应该发挥更多的力量，组织一些年轻的力量。”
著名数学家李大潜院士表示，从事科普工作的队伍，一部分是专业的科普工作者，还有一部分是科学家，这两类人是有不同的特点的，“第一类人，水平可能还不够，但是我们要增加一些水平更高的人，专心致志地做这件事情，而且要比他做博士、做教授更有前途。第二类人我们要适当组织，使他们能腾出一定的时间来，把专业范围之内的东西做好。这两件事情做好的话，我们的科普工作是大有希望的。”
徐延豪则透露，从去年开始，中国科协和教育部联合动员了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6所985高校，开设了科普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现在已经成功培养了150名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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