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一流大学有很多标准，其中最基本的标准便是，学生进了大学并经过4年的训练后，能够成为世界一流的本科毕业生，这是检验是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尺度。
■北京大学副校长 刘伟
在我国，大学生就业是一个非常令人关注的问题。
目前，我国已经开始进入“上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各国常会遇到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即结构性失业矛盾会非常突出。结构性失业和总量失业不同：总量失业是因为经济增长速度慢，提供的岗位少而导致的失业；而结构性失业则是因为经济结构的演变、产业结构的发展、社会结构的迅猛变化，人力资源结构的改变和教育结构的改变，适应不了经济结构发展的迅速变化，进而产生了摩擦。而这样的摩擦通常是很难解决的。
相比较而言，总量带来的失业是可以在短期加以解决的，增加几个工程、项目，增加一些就业机会就可以办到。而结构性失业则在短期内改变不了，因为它要靠整个教育体系的改革，以及专业、知识、训练体系的改革才能加以改变，而这种改革需要长期付出代价。社会发展至上中等收入阶段，结构性失业加上经济周期总量增长速度放慢，出现所谓高失业问题，会给社会带来很大威胁。
在此阶段，国民教育逐步提高，结构性失业意味着受教育者的知识结构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但作为知识分子的大学生是有政治自觉的，他们给社会带来的冲击也是非常深刻的。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往往承载着全家和家族的希望，如果其毕业找不到工作，不仅是一个人教育失败或结构性知识的折旧，也是一个家庭和家族的绝望。而这样的家庭和家族的绝望带给社会的影响，绝对不能用多少万个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多大比例的大学生没有签约这样简单地去描绘。
因此，在我们的转型期阶段，从政府到社会，从中央到地方，从学界到企业界，从教育界到经济界都应该高度关注失业问题，而且无论怎么样重视都不过分。
围绕着当代高科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怎么样突破结构矛盾，使得大学生的适应性、通才能力进一步提高，从而提高服务国家社会发展的能力，增加学生就业水准和能力，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而在我国市场服务体系不是很完备的情况下，做成一件事情就要付出十倍、百倍的努力。
我本身是个教育工作者，从1977年来北京大学读书，之后便没有离开过北大。从20岁开始，我只干了两件事：一是读书，二是教书。我面临的是永恒的年龄，每年面对的都是18~20岁的年轻人，每年毕业时又要送走一批年轻人。在我看来，新生入学的时候不是秋天，而是春天，家长带着孩子报到时的憧憬、希望和兴奋令人鼓舞，春意盎然。我觉得教育工作者不能辜负学生、社会、家长对我们的期望。
与此同时，目前国家对教育事业十分重视，对国内高校的关心也是空前的。所以，我们更不能愧对政府和社会的关注，应把学生教育成世界一流的大学毕业生，使他们同我国的地位提升、国家发展需求相匹配。
以北京大学为例，目前，北大现有超过1.5万名在校本科生，超过2.6万名在校研究生，这其中还有将近1.8万名博士生。而在这1.5万名本科生中，1/3的学生毕业后将留学国外；1/3的学生在国内大学继续攻读研究生。本科毕业之后参加工作的学生不到1/3。每年毕业的人不多，这也是北大本科生签约率较高的基本原因。而且近年来，北大本科环节一直没有太过扩招，每年2000~3000人的本科招生数，使本科生总数始终保持稳定。
在招生人数的控制上，我们意识到，盲目扩招不仅会给学校带来负担，对学生也是不负责任的。教育工作者要进一步总结经验和教训，提高我们对社会服务的能力和责任。从就业情况来看，现在竞争特别激烈，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把我们的本科毕业生培养成世界一流的大学生，让我们的学生被世界最好的大学、研究机构和最好的公司接受，被有关部门、国际机构接受。
在国家规定的时间表中，在2020年之前，北京大学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教育部的中长期计划也提出，到2020年一定要有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世界一流大学有很多标准，其中最基本的标准便是，学生进了大学并经过4年的训练后，能够成为世界一流的本科毕业生，这是检验是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尺度。大学是教育人的地方，一流大学一定要勇于担当责任，把学生培养好。如果每个大学都能认真提高每个学生的能力，就会克服我们转型的困难，为真正解决就业问题创造一个坚实的基础。
（本报记者郑金武采访整理）
《中国科学报》 (2013-08-01 第7版 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