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周熙檀
正午12点多，7月的太阳毫不吝啬光芒。走在扬州市江都区中国FACE（Free-Air Controlled Environment）的田埂上，在36摄氏度的温度下，稻田里蒸腾的热浪扑面而来，让人几乎透不过气。
FACE是一种技术手段，用来模拟未来大气环境变化对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的FACE试验是世界上主要作物FACE研究之一。
中科院南京土壤所博士朱春梧拎着20多斤重的光合仪，已经在田里工作4个多钟头了。为获得水稻叶片对二氧化碳的光合响应曲线，以及二氧化碳与光合的关系曲线，研究员在田里连续工作七八个小时都很正常。
旁边，该所研究员贾仲君正蹚水取样。他拔出一棵植株，将根系土壤与根系分开，然后提取微生物。
一个“70后”，一个“80后”，一个研究微生物，一个搞植物生理。他们的碰撞，将全球FACE研究对产量的关注，延伸至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对叶表、叶子底层、水层和土壤层4个层次的影响。
交叉研究使中国FACE独具一格。
沿着田埂，我们走过3个FACE圈和3个对照圈，前者二氧化碳浓度始终比后者高出200ppm。刚刚插秧十来天，6个圈里的秧苗正探着绿油油的脑袋，从同一起跑线出发。
“现在还看不出差别，1个月后，FACE圈里的水稻就会明显高大一些。”朱春梧说。
研究表明，二氧化碳浓度升高，生态系统养分循环加速，水稻产量增加12%~15%，还有一些品种增产达30%，但蛋白质含量下降了6%~10%。明确不同水稻品种对二氧化碳浓度升高的响应及机制，可为未来育种提供新方向。
“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导致水田土壤中氧化甲烷的微生物发生了变化。从长期来讲，发生作用的微生物群落变少了，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就要打个问号。”贾仲君抓起一把土壤说，微生物是土壤的语言。
正午时分，太阳底下，水稻田边，这样的对话环境很考验人。一会儿工夫，记者已经感到有些头晕。
“到田里我们就是标准的农民，我们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穿着蓝色大T恤配大短裤的朱春梧指着自己的衣服说，今天我是特别收拾过的，平时是个农民，就像刘老师。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隐约看见人影晃动。洗得发旧的白T恤，短裤，沾满了泥的拖鞋，黝黑的皮肤，汗水肆意流淌——记者走近看到的这位典型“农民”，是南京土壤所研究员刘钢。
“您在田里做什么呢？”
“我在接驳控制器，用来控制气温系统。”顶着大太阳工作，刘钢希望尽快完成调试，为科研争取时间。
这套正在调试的系统，人为将气温升高2摄氏度，可以综合模拟气温升高后对水稻的影响。因此，中国FACE可监测二氧化碳浓度与气温升高双因子对水稻的影响，明确危害因素和机制。
“这样模拟研究的数据更有说服力。”为这种交叉研究提供平台的，是中国FACE创始人、发展规划者——朱建国研究员。
朱建国一直从事农业生态系统元素循环研究，1999年在日本看到FACE试验后，马上意识到这个试验将对粮食产生巨大影响，中国必须做！当时，日本人已经和印度谈合作，在2000年日本项目结束后，全套系统可能搬到印度继续研究。既是国家需要，又是个人研究兴趣所在，朱建国热切地邀请日方负责人前来中国考察。由此，FACE系统来到中国。
“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当记者从田里回到简陋的实验室和宿舍时，对这句话有了更深的体会。
刘钢的床上、桌上都堆着各种零部件，找个坐的地儿都困难。刚刚冲掉拖鞋上的泥，擦掉头上的汗，连冰镇西瓜都没顾上吃一口，他又开始为水稻周围的加热管道做起“衣服”来，以免伤到植株。
“因为扩建系统，工作太忙，这半年又是以基地为家了。”刘钢说得很淡然，其实江都离家不过2小时的车程。（原标题《中国FACE的粮食梦想》）
《中国科学报》 (2013-07-25 第1版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