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醒民
我们在承认科学中存在欺诈和不端行为的同时，也没有必要杞人忧天、夸大其词。波普尔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夸大世界的丑陋和卑鄙是一种罪恶：它是丑陋的，但是它也很美丽；它是野蛮的，但是也很有人性。”
科学像人类其他一切事业和建制一样，在正常运行和有序发展的同时，也会夹杂一些令人不快和使人厌恶的欺诈行为和不端行为。在欺诈行为中，有所谓的“修剪”（把观察结果中超出平均值过大的部分剪掉）、“炒菜”（选择性报道一致的或者非常接近一致的结果）、编造数据等。不端行为的范围更广（甚至可以涵盖欺诈），计有剽窃、抄袭、伪注、伪署名、一稿多发、剥削或占有他人成果等。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这些败坏学术空气、腐蚀科学研究的不轨行为和舞弊行为产生的根源何在？
根源之一是制度使然——为了得到一项最先发现的荣誉而使用不轨行为。默顿一针见血地指出：“按照这种标准，科学的传统是病根，它使科学家对承认形成极度的关心，而承认是由他的工作价值的等级而证实的。”布罗德等对制度上的原因进行深入探讨。他们表明：“科学研究同时也是一场竞赛，常常是许多人争夺第一名的激烈竞争，因为如果拿不到第一，任何发现也只是一个苦果。在竞争的压力下，有些研究人员经不起引诱而修饰实验结果，改进数据，编造成果，甚至明目张胆地舞弊。”
根源之二是管理不善。舞弊的原因除了奖励系统和职业结构的弊端之外，也在于科学界自我管制松散。人或多或少总是有私心的。如管理得当，就能把个人主义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而有利于科学；反之，管理缺位或者松散，就会使得科学研究者的私欲过度膨胀，一心追逐名利，欺诈等恶劣行为就会乘虚而入。
根源之三是个人修养不足，自我约束不力。布罗德等人讲得好：如果说科学史上的杰出人物有时也会为个人的功名而歪曲实验数据的话，那么对当代科学家来说，这种诱惑力更大。一种观点、一种理论或一项技术能否得到承认，不仅决定个人的声誉，而且决定职业上的好处。往往做一点小小的手脚，就可以得到更大程度的承认。对数据稍加“修饰”，都可能有助于一篇论文得以发表，使一个人出名，被邀请参加某家刊物的编委会，拿到政府的下一笔资助，或得到一项光彩炫目的奖励。他们指明：“科研中的犯罪率受三种主要因素的影响：一是有利可图，二是对被抓获的可能性的判断，三是科学家个人的品德。我们认为，最后一条同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一般来说是相同的，所以一个科学家的品德如何，就要看它对引诱犯罪的因素有没有克制力。”一些没有道德修养和自我克制的科学家，在形形色色诱惑的诱致下，就会野心和虚荣心大发作，采取游说、奉承、巧辩和炒作等恶劣手段沽名钓誉，贪得无厌地捞取不应得的实惠。因此，科学家应该增强自律精神，科学共同体应该加强管理和监督，以减少或杜绝此类无行行为的发生。
科学中的欺诈和不端等恶劣行为是一种莫大的罪过，它们的目的是偷窃荣誉。美国诗人弗罗斯特一语中的：“历数万端罪过，最损莫过偷窃荣誉，那真比掘坟盗墓，还要倍加可恶。”为此，我们要对此类不端行为的严重性和危害程度有清醒的认识。虽说欺诈和不端行为是各种职业的通病，就科学家来说也不是人人都犯病的，就科学共同体而言也不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而且并不是普遍流行的现象。即使发生这种情况，迟早也会由科学共同体揭露出来，从而使不轨者身败名裂。诚如加斯顿所言：“除了科学，没有什么建制有这样少的欺骗、不诚实和狡诈。甚至在那些偶然行为发生的时候，科学同行经常最有可能是那位揭露罪行的人。”
我们在承认科学中存在欺诈和不端行为的同时，也没有必要杞人忧天、夸大其词。波普尔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夸大世界的丑陋和卑鄙是一种罪恶：它是丑陋的，但是它也很美丽；它是野蛮的，但是也很有人性。”齐曼就此的评论是深中肯綮的：“一些明显偏离规范的科学行为的范例——欺诈、剽窃、围绕优先权的派性之争等等。这些是要关注的严肃问题，但是它们并不至于普遍到完全腐化整个事业。其实，这样的事件还是被普遍看做不正常的和不名誉的，反而是对他们所轻视的精神气质的道德威信的颂扬。”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中国科学报》 (2013-07-22 第7版 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