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朱子峡
6月下旬，著名华人化学家、美国天普大学副校长戴海龙教授来到北京。和以往不同，这次来京，他是以音乐指挥家的身份出现在人们面前的。
28日晚，戴海龙执棒的“难忘的旋律”世界名曲交响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举行。前来音乐厅的观众，除了欣赏音乐外，大多是想一睹有着科学家身份的指挥家的风采。
音乐会开始了，随着戴海龙的出场，雷鸣般的掌声响起。一曲热烈的《卡门》序曲过后，呈现给观众的是优美的中国经典名曲《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接下来萨拉沙特的《流浪者之歌》则将观众带入吉普赛人飘泊、哀愁、幻想与热情奔放的世界……
曲毕，掌声一次又一次地响起。站在台上的戴海龙面带微笑，接受着鲜花和掌声。瓦格纳的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中有句唱词：“在春暖花开的时节，一切理应如此。”这话很适合此时的戴海龙。
曾经的纠结
有业余爱好的科学家甚多，但像戴海龙这样达到如此高造诣的则是凤毛麟角。年过半百的戴海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幽默地说，自己是一不小心迷上音乐的。
戴海龙出生在中国台湾，父亲是军人，母亲是老师。家庭背景与音乐本无渊源。一次，幼年的戴海龙无意中听到收音机里传出的优美音乐，一下子被深深吸引，从此便痴迷不已。戴海龙至今对电台里名为“音乐的话”这一节目还记忆犹新，“那个节目不仅播放古典音乐，还讲一些音乐故事，另外还介绍一些音乐知识，告诉你什么是巴洛克音乐，什么是浪漫主义音乐等等”。
每天守在收音机旁聆听音乐，这也渐渐激发了他内心深处的一个梦想——幻想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成为巴赫、贝多芬这样的音乐家。“我祖母当时也常说我有往艺术方面发展的倾向。”
上学改变了戴海龙。“当我上学后，每个台湾学校教室的墙上都挂着四幅画像：孙中山、蒋介石以及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当你坐在教室里，你就会觉得科学很重要。我父亲也想让我成为一名工程师，所以我决定追求科学。”
虽然选择了科学，但戴海龙还时常纠结于是否该学音乐。考上台湾大学后，他也曾想学音乐，但学校当时没有音乐系。“许多音乐家都是从四五岁就开始学习，而我到了十六七岁才见到钢琴。这么晚的起步，只能把音乐当作爱好。”
挑战指挥
在台大，戴海龙带着满腔的音乐梦想加入校合唱团，如鱼得水般兴奋。“当时我们活动很多，花很多时间演出。演出似乎成了我们的主修课。”
大学期间，戴海龙一有闲余，便猛啃音乐方面的书籍，“音乐系学生看的书我们也看，只是没有机会像他们一样坐在教室里上音乐课。”久之，他在音乐专业方面的知识丝毫不逊于音乐系的学生。扎实的理论底子使他在后来的音乐路上受益匪浅。两年后，他被大家推选为合唱团的指挥。
1976年，戴海龙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研，开始了他的美国生涯。
“来美国后，我有幸与多位音乐家合作，拜师学艺。”很快，戴海龙的指挥才华在美国开始崭露头角。无论是在伯克利、波士顿还是现在的费城，都会有人邀请他担当当地华人合唱团的指挥。比如担任过波士顿华人爱乐合唱团以及费城华声合唱团的指挥。
1995年，应费城市政府之邀担任中国城125周年庆祝音乐会指挥，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了11年化学教授的戴海龙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近200人的合唱团，而乐团的成员大多来自费城交响乐团和费城室内乐团等专业乐团。第一次指挥如此规模如此专业的乐团，戴海龙和乐团的首次排练可谓一个“乱”字。“我发现他们有的慢，以为他们不熟，于是我也慢，我一慢他们就更慢，完全乱套了。”
回去后他特地观摩著名指挥家卡拉扬的指挥，琢磨他的一招一式。这一琢磨使他豁然开朗。“我原本以为指挥时自己的眼睛和手很起作用，不同的乐器应该通过眼睛和手来示意他们可以进来，但卡拉扬的眼睛却是闭着的。这时我明白了，实际上音乐应该首先在指挥的心里面，然后通过身体传达给成员，去带动他们。我应该让乐团跟着我走。”
这一顿悟，使戴海龙的指挥有了质的转变。再次排练时便顺利许多。两次排练后，戴海龙在费城音乐厅指挥的《长恨歌》和《黄河大合唱》大获成功。
“这个挑战对我来说，也是个很有意思的成长。”戴海龙说。
欣赏音乐如同品酒
戴海龙笑言自己是做不成音乐家才来当科学家的。
实际上，戴海龙的科学成就也颇为引人注目——他持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学位，并在麻省理工学院做过博士后研究员；他于1984年加入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曾担任化学系主任、科学教师学院建院院长及化学讲座教授。在他担任系主任期间，宾大化学系科研经费在全国排名第6。他所创建的科学教师培训课程被美国国家科学院选为样板。学术上的成就使戴教授成为美国顶尖的“常春藤大学”中为数极少的华裔化学教授之一，并在2001年度获得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院士提名；在担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化学系主任的五年中，他在提升该系的学术影响和推动学术界面向社会等方面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
对于科学和音乐之间的关系，戴海龙认为它们是不同的表达，“音乐更多的是一个调剂。就比如小孩子玩电脑游戏，玩玩感觉没意思了，去玩另一种游戏，然后再过来玩就还好。”
在古典音乐中，贝多芬的交响曲是戴海龙的最爱，“音乐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好的旋律，接下来才是效果。贝多芬的作品虽然数目不是很多，但都很精致。他的音乐用一个字表达，‘大’。”
不难看出，戴海龙是个偏爱严谨风格的保守派，“我喜欢保守的、能够工工整整表现出来的音乐。”
对于欣赏古典音乐，戴海龙的感觉像是品红酒，“一开始喝红酒，好像还不错，有种特别的味道；再喝起来感觉还有点酸酸的；后来喝多了，慢慢知道制酒的过程、闻起来的感觉、喝起来的效果等，于是便有了一种跨越。”和品酒一样，对古典音乐的欣赏有了真正的跨越之后，便会更加喜欢和欣赏。“这也像我年轻时喜欢打桥牌和打网球一样，只有打到一定程度才会有感觉。”
如今，戴海龙在美国天普大学负责所有学院的领导工作，事务繁忙，自己还要搞研究带学生发论文。虽然很忙，但他在音乐上尽可能抽出时间。2010年，他在天普大学指挥演出《黄河大合唱》震撼了现场的所有观众，60人的管弦乐团，140人的合唱团来自于美国5个洲7个华人合唱团。音乐会结束后，许多大陆学生找到他，说他们听得泪流满面，说这是他们在异国他乡听过的最好最感人的一场音乐会！
对于中国的合唱音乐，戴海龙如此评价：“从我的观点来看，中国合唱的歌曲有两个大型经典之作，《黄河大合唱》和《长恨歌》。”
“特别是《黄河大合唱》，它的艺术水准，丝毫不逊色于贝多芬的《欢乐颂》。”但戴海龙感觉钢琴协奏曲写得不够好，“我自己听觉得杂碎了一点，没有形式感，全部凑在一起。”他建议中国作曲家有机会能够重写一下。
《中国科学报》 (2013-07-19 第16版 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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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多于激情的戴版《梁祝》
■本报记者 朱子峡
6月28日晚，带着儒雅学者风范的戴海龙站在北京音乐厅的指挥台上。他指挥时的动作如中国的太极，动静相宜，含蓄而朴实。他颇具沧桑诠释的《梁祝》令人耳界一新，比传统的演绎手法更令人动容。
《中国科学报》：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小提琴作品，《梁祝》小提琴协奏曲从1959年问世到现在，已被演奏过无数次，录音版本也数不胜数，广大听众对梁山伯与祝英台这出爱情悲剧，以及陈钢、何占豪创作此曲的经过已很熟悉。你怎么想起演绎这部作品？
戴海龙：说起来，我对《梁祝》也是有着深深的情结。第一次听到这部乐曲时是在台大，有一天我们学校有个工友在宿舍里放，音量开得很大，一下子我就被吸引住了，实在是太美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听，而指挥《梁祝》也成了我的一个心愿。
《中国科学报》：2008年你在费城音乐厅就指挥过《梁祝》，能否谈谈当时的情景？
戴海龙：那时候我刚去天普大学当科技学院院长，当时学院庆祝成立10周年，别的学院成立10周年都是搞个酒会什么的，我决定办个音乐会。演出的乐团是地方的乐团，成员大多是爱好音乐的科学家、工程师等。那次和我们合作是在巴尔的摩交响乐团的小提琴家李青，演出相当成功。
《中国科学报》：我们都知道，指挥对乐曲的处理也是对音乐的一种诠释和再创作。你这次和我国小提琴演奏家柴亮一起给我们带来的《梁祝》有什么新的诠释？
戴海龙：我跟乐团开玩笑，柴亮年轻，是激情的《梁祝》，我这个年纪，是历经沧桑的《梁祝》，没有他的那种激情。不过，尽管速度不一样，同样觉得美，但慢一点的《梁祝》和快一点的《梁祝》更多来自不一样的理解。
《中国科学报》：我相信你对《梁祝》的理解更为深刻。那么你具体在哪些地方作了处理？
戴海龙：《梁祝》这首曲子大家都很熟悉。整首曲子我只有两处地方提了要求。第一处是在开场后不久。随着几声拨弦声和紧接着的长笛，序幕被揭开，小提琴奏出主题，祝英台出场了,优雅的身韵翩翩起舞，这个时候要像跳舞一样，开始一定要慢一点，但是跳起舞来要快一点。
另一处慢则是在展开部。梁山伯和祝英台念完书各自回家，中间有处弦乐“嘭”的一声。这个“嘭”应该有两个意思，一是梁山伯突然警觉到祝英台是女的，自己是个呆头鹅；另一个警觉是祝英台的父亲要她和马文才结婚。我感觉这里不能太强，他刚醒悟的时候，一下子还不会跑得很快，还有点不明白，这时候得有点迟疑。后来越想越兴奋，节奏就快起来了……
《中国科学报》：作为乐队的灵魂人物，指挥指导整个乐队的音乐演奏，使得多个声部的演奏能够成为一个整体。有人说，听音乐，便可知指挥家的性情修养。我感觉，你的指挥朴实大方、简洁而不浮华。我想正是这种自然不造作的风格，反而使你赢得了更多的声誉。你怎么形成自己的指挥风格的？
戴海龙：我是个喜欢中规中矩的人。我一直强调“不要看，用耳朵听。”有些指挥家动作夸张，如此张扬的身体语言，在我看来是种多余，音乐并不需要这些。我喜欢保守地、工工整整地把音乐表现出来。我认为只要忠实地把作品表现出来就行。
《中国科学报》 (2013-07-19 第16版 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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