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雯雯 本报见习记者 张晶晶
当一个人死去的时候，人们选择不一样的方式怀念他或她。有人哭泣，有人立碑，有人默默无言。
当一个人死去的时候，世界用同样的方式送走他或她。山川无言，湖海涛涛，清风徐徐如旧。
“如果我死去，请在我的坟头种上一棵树。”当消亡与绿色放在一起，悲伤似乎可以浇灌树木。
他是一名世界知名的植物学家，但在自己家里却没有任何一株植物。这颗星球上生长的所有有根生物几乎全部印在了他的脑子里，世上可能再也没有人像他一样痴迷植物，但他还是带着这种情怀离开了我们。
6月20日，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在昆明逝世，享年97岁。
“原本山川，极命草木。”这句话语出西汉时著名的辞赋家枚乘的《七发》，意思是：陈说山川之本源，尽名草木之所出。这是昆明植物所的奠基铭，也是中国植物学者的毕生追求。吴征镒题写的这八个字正静静躺在植物所足球场边的一块清石上，而这八个字或许也恰恰是对他最好的褒奖。
6月26日是吴征镒的追悼会，他的朋友、学生、同事从世界各个角落归来，共同悼念这位为植物研究贡献毕生精力的老人。在昆明市殡仪馆，2000余位社会各界人士为吴征镒送行。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来花圈，秦光荣、李纪恒、仇和等云南省市领导前往昆明市殡仪馆为吴征镒送行。
“虽然吴老辞世，但是他对世界孜孜以求的追寻，对工作的严谨，还有勇于创新的精神是我们作为学生要学习和努力的方向。”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李德铢难掩悲伤，作为吴征镒的第一批博士生，他认为，凡人都有生老病死，但是吴征镒的精神是昆明植物所的终身财富。
植物“活辞典”
在中科院昆明植物所资料室的一角，放置着研究者们经年累月积攒下来的植物卡片，其中有3万多张是吴征镒亲自制作的。从1938年到1948年的10年间，他默默地抄录、整理了我国现代著名植物学家秦仁昌等从国外带回的所有植物标本照片。这些卡片总重超过300公斤，为后来《中国植物志》的编写提供了基础性的依据。
在没有电脑和打印机的年代里，这一切都是靠手抄完成，一张张巴掌大的卡片上，吴征镒用他的蝇头小楷清晰且认真地写下了每一株植物的拉丁学名、发表时间、文章名、发现者、标本号和模式标本照片。
在西南联大生物系任教时的条件极端艰苦，吴征镒却在一间茅草房里建了标本室。在这间用破木箱和洋油筒搭建的屋子里，竟有两万多号标本。吴征镒也在云南进行了大量的科考调查，和几个年轻教师一起在昆明郊区的一个土地庙里自画自刻自印，历时3年，出版了石印版的《滇南本草图谱》。
作为一名教师，吴征镒经常向学生解释“原本山川，极命草木”这八个字的意义。他希望青年学生能抵挡住现代社会的浮躁风气，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作研究。但却好像始终鲜少有人能像他一样储存那么多的信息在脑子里。
1983年，吴征镒一行前往英国考察。在大英博物馆，英国工作人员提出希望能够邀请中国植物学家鉴定一些植物标本。其中大多是由清朝时期驻华的英国大使在中国采集，一直未被鉴定。
吴征镒用放大镜认真观察标本，随即说出了每一种植物的拉丁学名，它们的科、属、种、地理分布、曾经记录过的文献、资源开发的意义等等。他超群的记忆力以及渊博的植物学知识，让英国人为这位东方学者竖起了大拇指。
历数中国的植物学家，吴征镒是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由他定名或参与定名的植物分类群达到1766个，以他为代表的三代中国植物学家彻底改变了中国植物主要由外国人命名的历史。
他也因此被中外同行誉为中国植物的“活辞典”、“植物电脑”。可以尽数每一种植物的拉丁学名以及它们的科、属、种、地理分布等。
摔跤是好事
吴征镒共有兄弟五人，两位兄长分别是著名医学家吴征鉴和著名物理化学家吴征铠，两个弟弟一位是著名文史学者、戏曲学家吴白陶（征铸），另一位则是资深工程师吴征莹。
1916年，吴家喜获老三，取名征镒。在书香门第里成长起来的他，从小就非常喜爱植物，于孩提时代就开始阅读清代吴其浚写的《植物名实图考》和日本的一些植物图鉴。一边“看图识物”，一边也开始采集标本、对物识名，自此与植物结缘。
1937年，吴征镒从清华大学生物系毕业并留校任教。“七七事变”后，他随清华、北大和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迁到昆明。红土高原的独特土壤、优越的气候条件以及复杂多样的植被景观深深吸引了他。1958年夏，已过而立之年的吴征镒决定举家迁往云南。许多人不理解当时在首都已有一番事业的他，为什么选择去偏远地区。吴征镒给出的理由很简单——希望能专注于自己热爱的植物学。
在中科院昆明植物所，除了充分利用云南自然条件进行研究，也为昆明植物所建所、建室以及云南多个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做了大量工作。
1958年，吴征镒向国家建议在中国建立自然保护区，并提出在云南建立24个自然保护区的规划和具体方案。1999年，他又提出了建立国家“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的设想。也正是得益于这些前瞻性概念方案的提出，直至今日，云南依然是我国可以欣赏到最多动植物的地区之一。
西双版纳是云南植物种类最多的地方，也是吴征镒学术考察最频繁的地方。每逢雨季，泥泞的红土地总让这位平脚板的植物学家吃苦头、摔跟头。大家送他“摔跤冠军”的雅号，但吴征镒满不在乎，笑着说：“摔跤也好，有时摔跤还发现新种呢！”
90岁重出江湖
吴征镒的足迹遍及全国。年逾花甲时，他还坚持赴湘西、青海、东北等地考察，两次进藏、两次入疆，重走祖国山川，审视全国植物区系分布，系统全面地回答了中国现有植物的种类和分布问题，摸清了中国植物资源的基本家底，提出被子植物“八纲系统”的新观点。
由他编纂的图书更数不胜数，多是植物学的经典著作。代表专著有《中国植物志》（中英文版）、《云南植物志》和《中国植被》等，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与弟子合作完成了《中国被子植物科属综论》、《中国植物志（总论）》、《种子植物分布区类型及其起源与演化》、《中国种子植物区系地理》四本专著。累计发表论文150余篇，其中SCI收录75篇。
鉴于吴征镒对中国和世界植物学的巨大贡献，1999年他荣获被称为世界园艺诺贝尔奖的日本花卉绿地博览会纪念协会“考斯莫斯国际奖”，成为世界第七位、亚洲第二位、我国首位获得该奖的学者。2001年获云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2003年获香港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成就奖。2007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07年，吴老已经91岁了，当年清华的同事任继愈先生想邀请他担任《中华大典·生物典》的主编，认为中国只有吴老可以做这事。此时，他的身体不好，眼疾已经非常严重了。”吴征镒的助理吕春朝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吴老说，‘我90岁了，想休息了’。任先生说，‘我也是90岁了，我们90岁的两个老头子一起把国家重任做下去吧’。最后两位老先生作好了约定。”
为此，吴征镒花了两年时间重读清代《草木典》，看不清的就让吕春朝念给他听，并指导吕春朝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整理工作。直到2012年春节前夕，吴征镒因身体不适再度入院，却仍记挂着手头未完成的工作。躺在病床上的吴征镒很遗憾，工作只开了个头，没能完成。他对吕春朝说：“希望你们能抓紧时间做完这项工作，让我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华大典·生物典》出版。”
“吴老一辈子是一个不工作心就发慌的人，到80岁以后每天工作6个小时，90岁以后为《中华大典·生物典》，每天工作2~3个小时，在世时基本把大典的框架搭好，这种孜孜不倦的精神确实是我们永远都学不完的。”李德铢回忆说，1988年，71岁高龄的吴老还拄拐杖，带领6个博士生一起在昆明西山考察。近几年他自己的工作重心——建立的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其具体实施工作就出自吴征镒的建议。
弟子孙航和周浙昆回忆说恩师吴征镒吃饭节俭，从来不剩，生活有规律，基本不加班，但工作效率很高。代表他学术思想的主要著作都是在80岁以后完成的，尽管那时他眼睛已经不行了。2012年住院前，吴征镒还在惦记着给中国科学院哀牢山生态站题词。
“穷万里纵观原本山川探索时空变迁轨迹，立宏志深究极命草木系统演化理论”——这是追悼会上吴征镒的挽联。生命之尽头也是轮回之开端。虽然他离开了我们，但地上的征镒麻、征镒冬青、征镒卫矛，以及天上的吴征镒星，都还在默默守候着他所挚爱的这片土地。
吴征镒1916年6月13日生，江西九江人，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1949年任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兼机关党支部书记，1950年任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8年任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1983年起任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2007年，吴征镒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从事植物学研究和教学七十余年，是我国植物分类学、植物系统学、植物区系地理学、植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植物资源研究的权威学者。
1957年，吴征镒在西双版纳勐仑沟谷雨林中野餐。
《中国科学报》 (2013-06-28 第5版 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