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侠
笔者曾在一个小型的会议上说过一句话：中国科技界是中国所有行业中最有效率的亚系统。记得当时有人不解，甚至质疑这个说法。其实，这很好理解：中国科技界仅用占GDP1.84%的R&D（研究与开发）投入（2011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扶持了世界最多的科研人员，在产出上就取得了科研论文世界排名第二的成就（2010年数据，这里仅是简略说法，用论文产量来约略等同于科技发展状况），试问在中国还有哪个领域能用这么少的投入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效？
其实，这个光鲜的数据背后却隐含了科技政策制定中一种伦理缺失问题。换言之，中国的科技政策是以效率考量为第一目标的，这相对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吃大锅饭模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如果不加限制将会滑向另一个极端，效率优先的政策主旨将成为一个时代的才华与思想的绞肉机。为此，我们将探讨两个问题：首先，效率优先模式与科研人员的存在状态；效率的道德问题。
今天多数科研人员感到压力很大，精神高度紧张，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成为一种职业标识。这与公众常识中理解的印象相背离。正如很多人对笔者说，真羡慕你们做老师的还有两个假期。
他们哪里知道，节假日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几乎是不存在的。是什么促使科研人员都成为工作狂人呢？政策的效率优先取向。现在政策运行的高明之处在于逐渐取消强制性政策工具的选择，过渡到自愿性政策工具的采用之上，没有人强迫你这么做，而你又必须这么做，这才是效率优先政策模式的高明之处：欲擒故纵，愿者上钩！
众所周知，在大科学时代，基金与项目是科研活动得以正常运行的血液，缺少经济的支持，所有的科研活动几乎将中止。因此，争取项目与基金是科技界求得生存的第一自然法则，它是刚性的，谁可以绕过去呢？
而中国又拥有世界最多的科研人员，再加上落后的评审体制，以及诸多不公平条款的限制与歧视，决定了中国在争取基金和项目的赛场上早已处于过度竞争状态，暂且不论参与者水平高低，这是群体密度决定的客观现实。如果再考虑到科技投入的结构性矛盾，即总量不足与配置的日趋高度集中化，更是让项目申请的赛场人仰马翻。
现在最遭人诟病的是：赢者通吃现象已经成为掠夺资源的主要杀手和创新的严重障碍。而这恰是科技管理中的最大浪费：一则人才的精力有限，才华会被无数次重复申报所耗尽；二则资源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必然结果。现实生活中，我们目睹了一些人依据马太效应快速实现优势累积，另一些人则被评价体系阻隔在外围处于劣势累积路径上，科技界的正常对流渠道在这种效率优先的政策模式下几乎被彻底堵死。在这种模式下，无论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参与者内心几乎都是伤痕累累，再也没有精力向学术理想和前沿真正推进。
效率优先带来的直接伦理困境就是产品质量的下滑以及人的尊严丧失。前者是俗语中的老母鸡与金蛋问题。金蛋的生产是需要充足时间的，换言之，任何科研成果的取得都是需要漫长的生产时间，缺少时间的保证，产品的质量必然会受到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常识。一味追求效率，必然会带来质量的滑坡。
因此，必须对基于功利主义的效率优先政策制定模式进行修正，降低目前这种无序的过度竞争的态势，让科技界回归正常的生长模式：有序竞争。这也是对人才的一种真正尊重。
为达此目标，政策必须设立正常的保障性科技投入，使一部分合格的科研人员从这种喧嚣的赛场上退出，给予保障性的常规支持，以五年为一个期限进行动态考核；同时，对于那些喜欢选择竞争模式的科研人员仍然采用当下的申报形式，但不能两者都占，只能选择一种模式，这样就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低质量评审，让科研人员真正根据自己的喜好安心地从事一些高质量的工作，这也是当下科技界针对降躁应该采取的主要举措。
没有这种常规的制度性支持，一味声讨学术浮躁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关于效率优先模式导致的尊严丧失，早已是科技界普遍存在的一种令人沮丧的现象，所谓成王败寇：有钱就有水平，没钱你什么都不是。笔者曾听过这样的笑话：国家每年的GDP都按8%增长，你的进步速度是否拖了国家的后腿？我承认我的进步速度赶不上国家的进步速度。任何一项政策都要尊重而不是蔑视或侮辱它的受众，这恰恰是一个体面社会所应捍卫的最低道德。
最后回到一个老话题，人力资源开发。这个理念本身就是一个功利主义味道很足的思考模式，实际运用中往往沦落为只注重开发，很少有人关注保护的问题。一旦开发过度又怎么办呢？这种肆意透支人力资源才华的游戏是短视的政策选择模式：一则它蚕食人的存在尊严，把人从目的彻底沦落为一种手段；二则这种模式容易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说过一句话：一个社会应该能够使它的公民们“无羞耻地步入公共领域”。诚哉斯言！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中国科学报》 (2013-05-28 第5版 创新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