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11万字，脚注占了10万字，正文仅有1万字！”
当张保生在今天（5月24日）举办的中国科协年会科学道德建设论坛上抛出这组数字时，整个会场一片哑然。这位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以法学界著名论文《世界贸易宪法》为样本得出了上述的字数统计，他因此判断：该文的原创内容仅有9%，“可能还不到，因为正文或许也有引用他人的话”。
相应地，大量评审经验告诉他，国内论文的正文比例却有“91%”之多，“脚注有9%就不错了”。正如现场一位科学家所言，“国内一篇11万字的博士论文，正文只有1万字的话根本毕不了业。”
张保生作了进一步的对比：根据2008年社科统计年报统计，我国高校文科教师每年发表论文30多万篇，约30亿字。他发现，若以美国学者9%创新的论文写作方法，顶多2.7亿字的创新思想；若以我国学者91%创新的论文写作方法来看，则应有27.3亿字的“原创性”思想。
如此说来，中国学者的原创思想应比美国学者“多10倍还不止！”然而，张保生却丝毫没有这样的“感觉”，“数量带给我们的期待，和我们在国际学术界的实际地位是天壤之别。”
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认同这一说法。在他看来，创新成果绝不能只看原创文字的比重，9%原创的论文并非就没有创新，反之，完全没有引用的论文也并非就真的是创新。
这对在数量上已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的中国论文来说，不失为一个“响亮的耳光”。
今年4月，中国青年报有报道称，占据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半壁江山的高校社科学报，其论文产出数量和相应的影响力却不成正比，按照《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报告》数据，高校学报的平均影响因子仅为0.1102，是全部学术期刊平均影响因子0.2227的49.5%。
大学学报，这个中国论文的高产地，也随即被专家讥称为“最大的垃圾产地”。
这样的说法引起包括张保生在内与会者的兴趣。有专家表示，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差很可能是因为，这个“91%”的大数据“有猫儿腻”。张保生告诉记者，“中国的一些人文社科论文就是我抄你，你抄我，抄的多了就不知道是谁写的了，有的论文其实可以直接从印刷厂运到垃圾场”。
那么，如何破解“论文数量第一”却“多是学术垃圾”这一尴尬现象？人们通常想到的是，一旦发现那些既有认定的学术不端行为，就拿出“惩罚”的法律和制度武器。但在与会专家看来，这只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法子。
张保生披露，2012年，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共组织审查学位论文2564篇，查出195篇学位论文涉嫌抄袭剽窃，占全部审查论文总数的7.6%。最终，该校共有19人被取消学位申请资格。但张保生随即发现，下一轮的抄袭剽窃之风已经跟上来，“这样的惩处并不能杜绝学术不端现象，毕竟，有更大的利益在吸引他们。”
于是，有人想到了评价问题。一位科学家打了这么个比方：就像大禹治水一样，最有效的法子还是疏而不是堵。而对科研人员来说，“堵”是惩罚，“疏”则是从根本上改变针对科研成果、科研人员的考核认定，即评价体系的方向。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此前也不乏有人诟病社科学报考核是一种行政化的评价方式，“只看论文数量、SSCI引用”等等。但是，究竟如何“疏导”却鲜有人做专门的论述。
张保生提出了当前存在的两种主流说法——取消论和改革论。前者指的是要治理学术腐败，就应彻底取消由政府参与学术评价活动的办法，包括取消人文社科方面的政府项目、政府评奖、核心刊物。后者则针对前者忽略的两个问题做出这样的论述：一是只要评价机构有权力，不论是政府还是NGO，都会受利益集团劫持；二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水平较低、在一定时期内还需要政府扶持，政府的全面退出可能会制约学术事业的发展。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王小凡很显然支持改革论。他明确地给出了两个建议：一是“重奖科研论文、甚至召开新闻发布会”，二是“博士期间到毕业后1年内没有规定影响因子论文学位作废”，尤其是后者，他举了个例子——
一位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的编审告诉王小凡，在评审一篇中国作者的论文时，他发现论文中的结果不可信，可能有造假成分，于是就将自己的意见写在审稿人评论中，并告诉了期刊编辑。期刊在拒稿的同时也向作者指出了这一问题。然而几天之后，这位编审又收到另一期刊寄来评审的同样文章，内容一点儿都没有改！
“如此明目张胆！”王小凡听后哭笑不得，但他后来了解到，“这都是给逼急了，一定要在有影响的期刊发表，这样学位才能保住。”但是，“这种考核环境怎么会不出造假的东西呢？”
针对这一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副书记鹿明带来了一个“得到过一定验证”的评价体系：柔性考核机制，不规定硬性考核指标；不追求科研成果数量，鼓励产出高水平原创性成果。
鹿明曾担任该校人事师资处处长，那时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我并不会像其他学校的师资处处长那样到处‘追债’”。她说，该校对科研人员每年应该争取多少科研项目和经费、发表多少科研论文、取得多少发明专利等等，一概不提硬性指标，对一年一度的考核也不作具体要求，只是要求进行3～5年的阶段性工作汇报，“我们对三年五载没有大成果的老师都是能容忍的”。
这种容忍带来的结果是：1999年以来，该校共有40篇论文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位居全国理学类高校第一，而在2011年发布的全球最活跃的100名化学家名单中，有12位华人科学家入选，其中6位是就该校校友。
南京大学副校长潘毅则从历史的角度作出一个相对冷静的分析：上世纪80年代，国内高校更多地处在“突破”阶段，追求的是数量，更多地保证研究成果的国际表达即发表SCI论文；在本世纪的前10年则是“提升”阶段，追求的是质量，开始寻求那些高影响因子、高引用数等高端论文的发表；目前及今后则是“跨越”阶段，追求的是内涵，解决重大科学问题。
“要一步步来，终会突破这个量大质轻的阶段，但要给这个突破提速的话，评价这个坎儿必须迈过去。”潘毅说。
事实上，即便是像杜克大学这样的世界级名校，也曾爆出过Anil Potti“因实验结果得不到重复导致其论文连续被撤回”的学术不端事件。但在王小凡看来，大学需要做的恰恰是“不要惧怕问题”。他说，杜克大学医学院在Potti事件后随即修订了新的科研诚信管理条例，“只要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就没大问题，如此，也不会被社会舆论乃至浮躁的社会功利牵着鼻子走。”
张保生也认同这一点，他说：“很多人问究竟什么是科学道德，大学的科学道德又是什么？在我看来，只向真理低头就是大学的科学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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