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正如《淮南子》中的那句“非淡泊无以明志”所形容的那样，尽管如今已年过七旬，石永康依旧坚持着能“个人名利看淡一些，多为国家做点事”。
■本报见习记者 吴益超
2010年5月13日16点58分，中国先进研究堆（以下简称“新堆”）成功实现首次临界——或许你并不觉得这条新闻有何特殊之处，但对中国科技界来说，它意义非凡。
“新堆”是与我国第一个研究堆、建成于1958年的“老堆”——重水研究堆相对应的，它并非普通人所想的那样用来发电，而是为我国核科学研究及核技术开发应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科学实验平台，它也是我国核科学技术研究能力达到较高水平的重要标志。
这一切的背后，凝聚了一个74岁老人带领着整个研究团队奋斗了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故事，一个低调与坚守的故事。这位老人，就是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新堆”工程部总经理石永康。
遇见“新堆”的幸运
“‘新堆’不光是为核工业服务，也是为整个科技界服务。它的反应堆功率为60MW，重水反射层最高未扰热中子注量率达8×1014n/cm2/秒,在同类中子束流研究堆中其主要技术指标位居世界前列，亚洲第一。”
采访伊始，石永康便对记者作起了“新堆”的小科普。尽管从他的同事那里听说，他刚刚因病做完一场大手术，但与记者谈起“新堆”，石永康却劲头十足，有着说不完的话。
石永康提到，“新堆”作为重要的科学实验平台，不仅可以提供给核科学领域研究使用，还可为凝聚态物理、材料科学、生物学、环境科学、医学和法医学等诸多领域提供实验平台。
记者在参观“新堆”项目时注意到，这里已经装设有不少标志着中科院化学所、中科院高能所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的谱仪，相关科研机构已经争相抢占这块“高地”。
石永康与“新堆”故事则要从1993年说起。这一年，自毕业后一直在原子能院堆工所从事反应堆材料研究工作的石永康，开始负责分管新堆设计室的工作。
那一年他55岁。或许按照普通人的某种“既定思路”，都快退休的人了，对工作还能剩下多少热情？但石永康却告诉记者，分管“新堆”工作后首先想到的是“新堆”的建设对国家和原子能院有着很重要的战略意义，“于个人，我想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之一”。
1966年是石永康在原子能院工作的第二年，中国遭遇“文革”风暴，很长一段时期内他没有接触任何大型项目和科技创新的机会。孤独之余，他内心中难免感到些许遗憾，直到遇见“新堆”。
在“新堆”项目时间表上，记者看到，从1997年11月国家批准“新堆”工程立项，到2010年5月首次临界，再到今天一些科研机构找上门来谈合作，“新堆”的整个成长史中石永康都不曾缺席，哪怕是在最近因病休养时——在采访中就有同事的电话打入，咨询石永康关于项目的处理思路。
“没少得罪人”
但这份坚守也有遇上部分现实难题的一刻。担任“新堆”项目总经理16年，为了保障项目的顺利运行，石永康笑称自己“没少得罪过人”。
“新堆”项目燃料元件的研制工作即为一个典型案例：当时这项工作有两家单位在同时争取，一家是工厂，另一家则是一个研究机构。项目给谁？这让石永康犯了难：两家技术实力不相伯仲，他们的领导还都是自己的老同学，而背后又涉及一些部门的深层利益博弈。
最终，从长远合作角度衡量，为了保障今后几十年的生产、维修工作，石永康下定决心，力排众议选择了工厂单位。
石永康说自己喜欢算“大账”，他始终坚持做一些整体有利于国家长远需求的选择，哪怕会在短期内伤及本单位利益。这份明智，让从事研究工作几十年的石永康没有重大的决策失误，他笑着说这是自己“运气好”，但这实际上还是来源于他对大局利益观的坚持。
有原子能院的同事回忆，每次石永康出差去设备制造厂，从来都是工作完了就立马走人，遇上对方提出比如邀请旅游等后续活动，他总是一口回绝。
石永康所在新堆工程部不设财务，一切账目归原子能院管理，这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对新堆经费的管理更能起到一个监督、制约的作用。他常说：“钱是国家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要替国家把钱掌管好。”
担任原子能院堆工所副所长期间，石永康作为项目负责人曾多次获奖，如30万千瓦核电厂考验燃料组件的堆内辐照考验及辐照后检验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911工程燃料材料辐照后检验热实验室的检验技术与设备项目和911工程高温高压、低温低压考验回路设计建造项目获得了部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非淡泊无以明志”
尽管如此，在采访中石永康还是不止一次地强调：“‘新堆’项目非我一人之功，而是一批长期扑在反应堆一线工作的同志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在他眼中，自己并没有多大“本事”，只是引导了大家齐心协力共建项目。“我想做总经理只不过比别人多做了两件事：听得懂事情，和有着一定预见性。”
在与他共事了几十年的“新堆”工程部副总经理黄玉才看来，“低调”二字用来形容石永康正恰如其分。尽管石永康的工作是公认做得最好的，但每回评优秀党员、劳动模范，石永康总是先让给其他的同志，“一谈起评先进，老石根本就不让我们选他”。
原子能院新闻处的虞莉婷依旧记得第一次到石永康办公室时的场景：陈旧的书桌有些地方已经掉漆，颜色灰暗的文件柜看上去颇有些年头，一组人造皮沙发算的上是整个房间最高档的摆设了，但也旧得破了个大洞，书桌上，甚至窗台上都堆满了小山似的书籍和材料，石永康和一位老同志正面对面地伏案办公——当时她甚至以为自己走错了房间。
这份低调，或许与石永康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生于上世纪30年代，在他6年本科、4年研究生的清华大学岁月中，石永康说自己的另一个巨大的幸运是接受了很好的教育，遇到了很多优秀的师友，也让他没有失去很多中国传统元素。
或许正如《淮南子》中的那句“非淡泊无以明志”所形容的那样，尽管如今已年过七旬，石永康依旧坚持着能“个人名利看淡一些，多为国家做点事”。他很是欣赏丁肇中曾经说的一句话：“为名为利研究物理是很危险的。”
《中国科学报》 (2013-05-17 第8版 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