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办得好不好，并不完全取决于“国际化水平”。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说过一句很有名的“大话”：“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北大现在不是、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若论北大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所大学竟然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求的。”直到现在，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中国大学的意义，不仅仅是教学及研究，更包括风气的养成、道德的教诲、文化的创造等。

十年前，讨论北大人事制度改革时，我写过几篇文章，其中一则《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刊于《三联生活周刊》248期（2003年7月14日），说的是：“大学不只需要SCI或诺贝尔奖，更需要信念、精神以及历史承担。”在这个意义上，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文章中有一段话，今天读来，虽略嫌煽情，但大致在理：“百年北大，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流血流泪，走弯路，吃苦头，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你可以批评她的学术成就有限，但其深深介入历史进程，这一点不应该被嘲笑。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北大改造成为在西方学界广受好评、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进程无关，那绝对不值得庆贺。”

相对而言，香港各大学的师生普遍缺乏北大人的这种气度与情怀。高薪礼聘的教授来自四面八方，专业水平很高，眼界不限于香港，其表演舞台很可能设定在遥远的北美或欧洲。这就难怪，大学校园里，关心近在眼前的“香港”之前世今生者并不很多。除回归前后那十年，香港的大学教授，不太有介入社会、影响变革的意愿与能力。老师认认真真教书，学生勤勤恳恳求学，一切按部就班，似乎一眼就能看到三十年后的前景。如此过早的职业化追求，与北大学生的“志大才疏”恰好形成鲜明对照。

最近十年，随着大批内地学生来港读书，加上诸多内地背景的教授加盟，还有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身政治、经济、文化趋势的演进，今天香港的青年学生，其视野、志向及趣味明显与以前有别。记得六年前我第一次在中大中文系研究生主课“讲论会”上侃侃而谈，一旦脱离技术问题，听众便反应漠然。现在反过来，学生们会操着不太娴熟的普通话，针对某些他们关心的“宏大话题”，努力与你沟通、对话乃至争辩。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学生们不仅仅关心香港问题，也关心整个大中华的命运；不仅听你说，也要说给你听。在此过程中，香港的大学开始“接地气”了。

“国际视野”确实是香港各大学的长项，若能添上“本土情怀”，无疑将走得更远。这里所说的“本土”，超越香港一地，涵盖整个大中华区。而反观内地大学，如今正恶补“国际化”这一课。只希望国人不要如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对于大学来说，“本土情怀”永远不可或缺。（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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