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卫接受本报记者专访。陈晨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科学基金）自1986年设立以来，已成为我国支持基础研究最大的主渠道，得到科研人员的普遍认可。
2月22日，中科院院士、原浙江大学校长杨卫走马上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在科技界引发关注。
实现中国梦，科学基金应发挥怎样的作用？其管理水平如何更上层楼？怎样加强诚信建设、惩戒学术不端行为？
就科技界关心的这些话题，记者日前对杨卫主任进行了专访。
杨卫:
1954年生于北京市。1976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1981年在清华大学获硕士学位，1985年在美国布朗大学获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世界力学家联合会（IUTAM）执委，微纳米力学工作委员会主席。
从事断裂力学、细观与纳米力学研究。先后在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工程力学系任教。1999至2004年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6年8月起担任浙江大学校长。2013年2月起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
拓探索之渊，浚创新之源，延交叉之远，遂人才之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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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基础科学研究像鸟儿一样在蓝天自由飞翔
记者：您是科学基金资助的第一批“杰青”，曾多年参加科学基金的评审工作，在浙大期间又多次动员教师们申请科学基金。您如何理解科学基金？
杨卫：我既做过科学基金的“运动员”、“裁判员”，又当过“领队”；现在担任基金委主任，相当于运动会的“组织者”。因此，我对科学基金有着特殊的、多方位体验。
在我看来，与其他科学资助计划相比，科学基金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支持自由探索。虽然它也有一定指南，但不过细约束研究方向，主要是以科研人员凭自己的兴趣和特长自由申请。
二是专家评审。资助项目的申请、评审、顶层设计等各环节都由专家主持，行政人员不参与意见，只负责统计专家结果。可以说，科学基金是所有科技计划评审中最公正、透明、依靠专家的科研项目。
三是重视原始创新。科学基金的评审标准是世界水平，而不是跟踪性或“填补国内空白”。自然科学不同于人文科学，后者的发展是疏松的枝蔓式，可以朝着不同的方向开出特色各异的花朵，但自然科学的发展就像砌一堵坚实的墙，砌高这堵墙没有别的路径，只有开创性的原始创新才能“添砖加瓦”。
记者：在您看来，科学基金的职能和定位是什么？
杨卫：可以一句话概括科学基金的职能和定位：拓探索之渊，浚创新之源，延交叉之远，遂人才之愿。
拓探索之渊，是说科学基金要大力支持科学家自由探索，鼓励他们拓展科学的边界，鼓励所有前瞻性、探索性的基础研究。
浚创新之源，就是要梳理科学发展、学科延伸的脉络，深度研究新兴学科的地貌图和我国基础科学学者的配置结构，使得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思想不断涌流。
延交叉之远，是指科学基金要探索支持真正跨学科研究的资助模式，从跨学科科学问题的产生、研究组织方式、里程碑设定、路线图描述等方面，设计高效率的资助体系。
遂人才之愿，就是要因材制宜，对不同年龄段的优秀科学研究人才进行支持，圆他们的梦，遂他们的愿。
总之，要让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像鸟儿在蓝天中自由飞翔，为我国的科技创新提供更多的源头活水。
只有科学强、文化强，才是真正的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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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今后二三十年使中国基础研究全面崛起，与欧美一起勾勒人类科学发展的天际线
记者：时至今日，仍有一些人心存疑问：基础研究到底有什么用？
杨卫：我想引用一段中国人听起来有些刺耳的话，来说明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这段话出自美国人亨利·奥古斯特·罗兰在1893年（即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前一年）发表的文章《纯科学的呼吁》：“为了应用科学，科学本身必须存在。假如我们停止科学的进步而只留意科学的应用，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多少代人以来他们（在科学上）都没什么进步，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却从来没有追问过他们所做事情中的原理。这些原理就构成了纯科学。中国人知道火药的应用已经若干世纪，如果他们用正确的方法探索其特殊应用的原理，他们就会在获得众多应用的同时发展出化学，甚至物理学。因为只满足于火药能爆炸的事实，而没有寻根问底，中国人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的进步。”
这段话虽然说得难听，但却戳到了我国科技发展的痛处：重视技术应用，漠视基础研究。
如果拿人体作比喻，我认为创新驱动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原始创新，这相当于人体的大脑；第二层次是技术创新，相当于人体的神经循环系统；第三层次是技术产业化，相当于人体的躯干和四肢。其中，第一层次的原始创新应是统领整个创新“躯体”的大脑。
记者：在您看来，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基础研究应当发挥怎样的作用？
杨卫：我认为，要实现中国梦，必须使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强国。而中国要变为真正的强国，必须实现从经济强国、技术强国向科学强国和文化强国转变。只有科学强、文化强，中国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强国。
科学基金不仅支持第一层次的原始创新，还支持第一层次与第二层次的衔接工作，即科学与技术之间能够互相推动的部分。如今世界范围内很多先进技术的科学源头，还是来自国外。中国要成为科学强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记者：科学基金的体量，已从1986年的8000万元提高到去年的170亿元。在您看来，今后科学基金是不是应继续增加？
杨卫：现在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50%多，R&D（研发经费）接近美国的50%。但扣除美国科学基金会不支持医学领域研究等相关因素，中国科学基金的体量只相当于美国科学基金的25%。
未来我们还将致力于提高中央财政拨款，希望科学基金能以超过GDP增速和研发经费增速的步幅发展，也就是能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来助推中国基础研究的万紫千红。
我们期待着，在今后二三十年中国的基础研究全面崛起，与美国、欧洲一起，勾勒人类科学发展的天际线。
改革创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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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科学基金体量最大、管理效率最高、诚信度最好
记者：今后应当如何改革创新，更好发挥科学基金的作用？
杨卫：这也是我上任以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目前还在与同事们研究，希望通过改革创新，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和效率。
人员短缺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基金委目前有200名固定员工，仅是美国科学基金会人员数的10%。2012年基金委共收到178000个项目申请，有38000项申请成功，其项目数超过美国的三倍，其人均工作量之大可以想见。为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目前基金委采取的措施是，聘请了约200名临时人员。今后的申请量还会逐年增长，临时聘请恐怕不是长久之计。
记者：许多科研人员反映，项目的申请、答辩、考核，占用了他们过多的科研时间。在这方面，基金委有何考虑？
杨卫：我们希望改进管理方法和评审流程，使管理能够更加不露痕迹，不耽误科研人员过多时间，并且被他们充分信任。让科学基金的申请成为他们科研工作中非常自然的一项活动，就像一年过一次学术思想升华的春节。用流体力学的术语来比喻，就是希望做到管理像层流，没有湍流和激波。
记者：近年来大家对学术不端行为反应强烈，基金会将如何加强科研诚信？
杨卫：基金委有专门的检查监督委员会，独立受理诚信方面的投诉。近三年委员会每年受理200项左右的投诉，去年进行立案处理的项目是19项，最严重的处理方式是对不诚信的个人及单位做公开通报。
梳理三年来的投诉情况，有五种学术不端行为比较常见：申报基金信息不准确，项目书有部分抄袭行为，评审人、评审结果等核心评审信息的泄露，选择评审人时欠公平，项目进展报告、结题报告有不实之处，等等。
我们正在考虑建立一个抑制不端行为的电子信息系统，可能包括对申请者的诚信教育系统、对申请书的重合度检索系统、对数据库的异常频繁访问的预警系统、对评审人选择的公平判断系统，以及对基金成果的抽查制度。
我想与同事们一起努力，使中国科学基金在未来10年做到“三个最”：全球体量最大、管理效率最高，中国诚信度最好。（原标题：浚创新之源 建科学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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