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焕明
“我就对同事说了16个字：‘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人命关天，敢犯天条’。我对同事说，国家现在面临这样的困境，希望即使没有我的动员，你们也没有人离开。”
■本报见习记者 吴益超
对杨焕明来说，SARS是难以忘却的回忆。
SARS过去的10年间，杨焕明和华大基因研究院总部于2007年从北京南迁广东——这两个地区都曾是抗击SARS的重镇。尽管并非有意为之，但仍不免令人感慨命运的巧合。
华大基因如今的地址是深圳市盐田区内一栋白色的大楼，这家名列自然出版集团2012年度中国科研机构第六名的企业，因近日耗费巨资1.176亿美元成功并购美国同行Complete Genomics（简称CG）的新闻而被炒得沸沸扬扬。而此前，美国政界曾传出称华大基因将借此研发“生物武器”的声音，这更令人想起SARS期间的“生物武器阴谋论”。
“不要再说SARS病毒是什么外国人搞出来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了，没有事实依据，讲这种话反倒会让外国人觉得中国的科学研究很落后，做科学研究不能讲民族情绪。”与记者的对话伊始，杨焕明即提出这一点。
绕不开的“心头之痛”
对10年前，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研究落后国际同行一事，杨焕明恐怕仍然心存遗憾。
2003年，中国在基因组研究上，无论是科研技术、力量还是设备，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由于缺乏对突发事件的科研应对机制，各科研单位在SARS暴发初期，仍是条块分割，各自为政——这一点在SARS病毒样本的采集上尤为突出，亦是杨焕明最难忘怀之处。
2003年5月29日，时任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全国防治SARS科技攻关座谈会上说：“目前，在非典科技研究中，一些机构、一些科技人员，有的不善于合作，有的虚报成果、言过其实，有的发表不属于自己专业领域的评论，在社会上造成不利影响。”其所指的正是相关机构在科学研究上的封锁——既表现在医学技术经验方面，又表现在对样本病毒资源方面。
2003年春节过后，时任国家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主任的李立明就赴广东采集样本；军事医学科学院流行病研究所研究员祝庆余和曹务春、华大基因研究所副所长汪建等科学家亦紧随其后。而结果却是：李立明顺利取回了样本，祝庆余和曹务春辗转通过部队医院才获得样本，而汪建则是无功而返。
彼时的华大基因，还只是由杨焕明、汪建等8名海外留学人员于1999年创办的民间性质的研究机构，并非“国家队”——2003年5月19日，中国科学院正式组建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华大基因研究中心才被“收编”。
既然是民间性质的研究机构，就没有相应获得非典型肺炎样本的权利。在抗击SARS的战役中，中国卫生部有着严格的规定：除CDC可以将SARS的样本带出省外，其余所有的科学家都不能向广东方面索要样本。
“有研究条件的拿不到病毒资源，能拿到病毒资源的没有研究条件。”在杨焕明看来，正是当时对SARS的过度反应，导致了中国在SARS基因组序列研究上的落后。
《经济观察报》将杨焕明当时的情绪形容为“很愤怒”，《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则更为形象——在2003年5月26日一篇题为《杨焕明的心头之痛》的文章中，杨焕明那句“应该承认，在样本面前，我们中国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一度引起全国范围的大讨论。
“其实这句话是个巨大的误会，我的意思不是中国科学界在SARS研究这件事上的表现错了，而是面对抗击SARS的使命，中国科学家问心有愧。”
10年后回忆起这一细节，杨焕明对记者说：“当时有领导同志找我谈话，说怎么到了该做SARS攻坚战正面宣传报道的时候，你杨焕明居然还公然唱反调。”
人命关天，敢犯天条
2003年SARS大规模暴发前夕，杨焕明正在法国参加会议，但他却深刻感受到了国际同行对中国隐瞒SARS疫情的质疑以及国外舆论的巨大压力。回国后，杨焕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内部做攻关动员。
“我就对同事说了16个字：‘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人命关天，敢犯天条’。我对同事说，国家现在面临这样的困境，希望即使没有我的动员，你们也没有人离开。”
但没有SARS病毒样品，基因组序列研究仍是无米之炊。“我们当时不是拥有P2、P3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二级、三级实验室）的单位，按规定不能搞SARS研究，但是国家有难，我们还讲什么呢？”
突破口出现在2003年4月15日凌晨2时，4株由军事医学科学院无偿提供的、从SARS患者组织样本提取的冠状病毒被送到了华大基因研究中心。
基因组序列研究的马达随即全速开动，到2003年4月16日上午两株病毒的序列已被测出，当日下午另外两株的序列也完成测序；4月18日7时，患者血液中的样本病毒蛋白质被鉴定；4月19日凌晨2时，经过近100个小时的努力，样本冠状病毒抗体检测酶免诊断试剂盒终于在全国率先研制成功。
分析基因组序列获得的新发现，对于确定样本病原，分析病毒转播和发病机理具有重要意义，还能为开发诊断试剂、疫苗和预防治疗药物提供重要信息。
但杨焕明组织招募科研志愿者的情况却颇为尴尬，“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招募人才，令人失望的是，没有科学家愿意加入”。
“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安全，出了人命谁负责；其次想的是钱，没钱做不了。”当时的华大基因为完成人类基因组1%计划和水稻全基因序列测定，“已经欠了一屁股债”。而在这两项研究累计花费的2.8亿元经费中，只有1亿元来自国家拨款。这意味着华大基因必须自己掏钱干，有了成果再向国家政府“伸手要钱”，汪建曾形容该方式为“吃完饭政府埋单”。
杨焕明后来对参与研究的同事说：“不管要命不要命，都要上。不管有钱没有钱，都得做。”
尽管华大的同事们也认可这一理念，但一个紧急的状况还是出现在华大基因的研究室内——一位研究人员发烧了。在当时，发烧被视为感染SARS的一个主要病征。
为了这个特殊的病人，杨焕明在病房门口坐了整整一夜。“如果是SARS，第二天我们整个大楼就要关闭，所有的科研计划都将结束。所以烧不退，我不报病例！”杨焕明心有不甘，因为华大基因已经在SARS病毒基因序列研究上落后国外，不能让后续研究就这样被埋没。但按照当时的防治规定，瞒报SARS病例和犯罪划等号。
所幸这一突发状况最终有惊无险，同事的烧在第二天便悄然退去。“我的天哪！”采访中，杨焕明突然发出一声长叹，神情已经似乎游离到了那个时刻。
对基因组序列研究，杨焕明有着很强的自信：“对疾病研究来说，只有通过基因组研究才能真正揭示生命、病原的本质，这是100%肯定的，不管其他哪一种检测标准都是有问题的。”
未曾走出的“阴影”
杨焕明今年61岁，鬓角微白。SARS后的10年人们记住这个名字的，更多的是依靠SARS之外的几个关键词：首任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主席，2007年当选中科院院士，2011年3月成为唯一一个担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生物伦理学顾问的中国人。
2013年春节刚过，全国各地媒体就相继推出SARS10年报道。但与钟南山遭受媒体“围剿”的境遇不同，杨焕明的SARS往事却很少被媒体提及。搜索近期与杨焕明有关的报道，点击率最高的是一条关于他所著科普读物《“天”生与“人”生：生殖与克隆》获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的消息。
与1999年创立华大基因时相比，杨焕明如今已低调许多。采访前，记者曾一度担心他不愿接受访问。但当杨焕明在2013年两会期间接到约采短信后，就让助手第一时间回复了记者。
“SARS这个事情，确实需要好好总结一下。”在外漂泊多年，杨焕明仍是一口浓重的浙江乡音。“我们走出了10年前的阴影，现在又走进了新的灾难性传染病可能降临的重大阴影。”
但在杨焕明的理解中，这种阴影下的生活并非不正常的，“一个未知的病原，就像随时可能爆发的社会性事件一样，平时大多时候都是正常的，或许仅仅某个诱因，突然就暴发了”。最让他难以忘却的还有当时全国上下对SARS的过度反应。“当时只要迅速隔离就可以，但一些言论搞得社会上人心惶惶，这些缺乏科学理性的表现都不可以被辩护。”
但假如SARS再来一次，杨焕明会作怎样的选择？
“一是尽快启动相关应急预警机制，二是用基因组学的方法鉴定是何种病原，三是通过适当的分享样品机制，让大家一起研究、识别病原。”
2011年5月，德国暴发出肠道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华大基因5月27日收到病菌样本，6月2日完成基因组序列并公布序列，6月7日研制成功诊断试剂盒并无偿公开检测方法，速度之快令世界咋舌。
“SARS一定还存在，但我们也要认识到，假如人类能够衡量、鉴定的细菌占所有细菌种类的0.1%的话，那么我们能够认识的病毒就只有所有病毒种类的0.0001%。”
《中国科学报》 (2013-04-12 第10版 SARS十年)
